陈医生合上诗册，摇摇头，装作听不懂。
你懂日本语，来人说，只有你懂，桃县谁都知道你能听懂日本语，你帮一下忙，大家都会方便。
陈医生推了一下从鼻梁上滑下来的眼镜，木然不言。
这时他三岁的儿子从屋里出来，费力爬过堂屋高高的门坎，妻子在木格门后探了一下头。
漂亮的女人，日本人看见了陈医生的妻子。
陈医生脸上的一条眼镜腿滑落，他来不及扶眼镜，绝望地说，感谢你们信任我。
三
陈医生就是那种被称为翻译官的中国人，他被带走为日本人做事，是出于被逼，就不用解释了。要说的是日本人命令他下乡派粮派肉，村民还能忍受，配合他完成任务。桃花村的王老爷出钱出粮，独自承担了日本人的麻烦，村里人也就少了些怨气。
后来日本人要姑娘，局面就急转直下。
占领桃县的日本人设了三个慰安所，随军带来些朝鲜、缅甸、菲律宾和日本女人。那些女人不够用，日本人就命令陈胖子去村里搜罗中国姑娘。
桃县有礼仪古风，这种不要脸的事，很容易引发反抗。日本人占领这座县城后，原来的县长带了三百人上山，在七龙山组建了抗日游击队。桃花村也有十几个人的民团和二十多条枪。这个村财主多，村民为防盗匪，在几个路口建起了碉堡。他们当然不是日本士兵的对手，但被逼绝望，也会以死抗争。
但是，陈医生这个执拗书生的后代并没有抗争，他领命从县城出发，去乡下办事了，几天后来到了桃花村。按照某种逻辑，如果他拒绝这个无耻的任务，选择去死，至少能保全名声。可他的名声与日本人的欲望无关，并不能阻止这个无耻事件的继续发展。也许出于某种思考，或者因为怯懦，日本人的这盆屎，就首先扣到了他的头上。
他出城去乡下，都要雇滑竿，不是为了摆架子，是走不动远路。他身子胖，又是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那天他内心纠结，被羞愧折磨得面无人色，心虚气短。坐滑竿来到桃花村口的老樟树前，他再也沉不住气，朝挑夫招一下手说，叫王老爷来，来这里，我就不进村了。
痛苦像一条蛇，在身体的乱草中挣扎，无人所见。挑夫把滑竿放下，陈医生又叫，回去算了，村子也不进了，抬我起来，抬我回城算了。
挑夫扛起滑竿，陈医生惊叫，不行啊放下，放我下来，我自己走进去。
七月是收割季节，那天晴朗无雨，村民趁好天气出门，来来去去，背着大捆稻谷从陈医生身边走过。村外的稻田里有人大声打招呼，空气里飘着稻草的清香和成熟桃子的甜蜜气味，让人暂时忘记了被敌国占领的空虚。从稻田通往村里的土路上，一群群拍打翅膀的褐色瓦雀，追在背稻谷的村民身后，飞起飞落，忙着啄食撒落在地的稻粒。
陈医生在滑竿上挣扎，挑夫站不稳，把他晃得跌下。
过路的村民窃笑，急忙扭过身子，用背上的大捆稻谷遮住了脸。
挑夫慌忙道歉，把陈医生从地上扶起，他赌气地甩开手，自己走进村子，沿着河边的一条坡路，费力朝坡头高处的王家祠堂爬去。来到祠堂前的一对半圆形荷塘边，他犹豫着踏上小石桥，手扶阳光烤热的石栏，呆看着一只爬在荷叶上的青蛙，急促喘几口气，摇头落泪。
院里的祠堂主事闻声出来，陈医生背对着大院，坐在王家祠堂门口的石阶上。他抬头看了看站到面前的祠堂主事，抱歉地苦笑，脸上的表情扭成一团。
祠堂主事三十多岁，是个精干而有些着急的男人。看到陈医生，祠堂主事吃惊地躬身作揖，把他引进院子，安排在屋里坐下，又指使小伙计，把两个抬滑竿的挑夫请进后院马厩的客房休息，再急忙给陈医生端来了茶水、瓜子和豆沙饼。
陈医生喝茶，祠堂主事压住慌乱，试探地说，你来一趟够辛苦的，给日本人做事要命得很啊！
一句话说出，陈医生就崩溃了，他从头上抓下礼帽，蒙住了脸，脑袋深深地垂下去，几乎抵到了胸口。
陈医生不舒服吗？祠堂主事追问。
陈医生替日本人做事很心虚，见人矮三分，从前来到桃花村，总是先去王老爷家登门请安，再陪王老爷一起来王家祠堂。今天他自己来到祠堂，呆坐在门口，实在反常。
陈医生扭几下身子，仰起脸呜呜长号，低头恸哭起来。他身子勾起，脖子被打断了一样弯着，脑袋深垂，张大的嘴巴被礼帽挡住，声音哽咽，肩膀上下抖动。巨大的委屈和惊恐在身体里翻滚，像山谷里的洪水，声响一阵比一阵遥远，一阵比一阵浓稠。祠堂主事看出大事不妙，丢下他赶紧出门，跑去找王老爷。
富庶的桃花村人口众多，共有四百余户村民，王赵李三大宗族各自为政，交错居住。村东村西走一趟，爬坡下坡，过河跨桥，最少也要一个钟头。
祠堂主事搀扶着王老爷跨进大院时，时间已过去很久，王家祠堂安静得像已经死去，桂花树无声无息，光影凝固。祠堂主事有些心惊，抬头看到祠堂正殿半开的门里，站着陈医生弯曲的身影，才松了一口气。
陈医生已停止嚎哭，他侧身孤伶伶站着，背微弓，两手垂在腹部，紧紧捏着那顶灰色礼帽。听到门外石板地上传来王老爷拐杖的嘚嘚声，陈医生默默回头，朝逐渐走近的王老爷投去凄凉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