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如此的褒扬难免罔顾事实。
首先，这两场胜利的重要性要大打折扣。原因很简单，阿雷·丁身后，其下属图尔库特、乌卢奇等“黄金一代”海盗同样先后老衰，加之土耳其的战略重心已经从地中海的争夺转向对中欧、东欧的垂涎。对手没了，胜利的分量自然大大减轻。
此外，地中海的对岸，被战胜不了的，一直以来，应该是海盗而不是土耳其。很难想象，缺少了阿雷·丁的助力，土耳其能够很快称霸地中海；也很难想象，若不是由阿雷·丁逝去导致海盗部队战力日下，土耳其从地中海的回撤，会如“闯入”那般迅疾无踪。如果一定把两者扯在一起，说基督教的宿敌是海盗武装起来的土耳其，或被土耳其组织起来的海盗更为妥当。
何况，土耳其亦非西班牙“孤独的敌人”。除了奥地利，西班牙的敌人，在基督教世界里几乎四处密布，法国搭过土耳其的“反西便车”，后来的“三十年战争”反哈布斯堡联盟里，甚至有长期盟友意大利的影子。
塞万提斯的感喟背后，折射的是当时西班牙人“掩耳盗铃”的心态。他们总觉得，和国家作战，比和海盗作战光荣；同处一个大陆、信奉同一宗教的国家，比土耳其更可信。所以，就不愿意承认，那么多年的时间，西班牙和它领导的基督教世界，实际上是面对阿雷·丁的海盗毫无办法；还不愿承认，土耳其的处境，实际上恰是自己的处境，基督教的大部分世界和土耳其组成了自己的敌人。
只是，事情就是这么富有戏剧性，他们心里越是放不下海盗，海盗却越与西班牙如影随形；他们把基督教世界置于土耳其的对面，基督教世界对西班牙穷追猛打时却毫不留情。
阿雷·丁打造的“海盗梦魇”甫去，英国版的“海盗梦魇”即至。1588年英西大海战的炮火硝烟尚在弥漫，海盗担当主力的荷兰起义军又渐成气候。1648年，荷兰更进一步，成为公认的欧洲头号经济强国。
斗牛士输给海盗的命运，可能早由天定。遥想当年，西班牙染指美洲大陆，科尔特斯等人对墨西哥、巴西的抢掠暴行，与海盗何异？一个没有优秀海盗的国家，以海盗的行径，满世界搜集白花花的银子、黄澄澄的金子，怎能不频繁诱致海盗事件，又怎能不引起周围国家群起效仿。西班牙后来不但远洋利益身处海盗重重包围，且家国备受国家间海盗游戏困扰，也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一则因为本身的发家史就不干净，再则在各种各样的对抗中，经常对各类海盗倚重有加：海盗团伙医院骑士团在16世纪早期地中海决战中扮演的角色，对西班牙和其盟国的重要性，堪比阿雷·丁和其海盗王国对于土耳其的重要性；镇压荷兰人的反抗时，菲利普二世曾经发放私掠海盗证书，试图“以盗制盗”。西班牙对于海盗与自身兴衰的关系，一直支支吾吾，含混不清，倒不违情理。
但我感到困惑的是，为何后世追溯这段历史，想当然的推测依旧到处充斥。多数人复盘西班牙的衰落，或将之归咎于产权制度的缺失，如曼库尔·奥尔森、道格拉斯·诺思；或将之归咎于对殖民地的竭泽而渔，如亚当·斯密；或将之归咎于经济相对军事的入不敷出，如斯塔夫里阿诺斯和保罗·肯尼迪。只有“海盗”始终处于他们视野的“千里之外”。
正如西班牙对海盗话题的有意回避，这些忽视抑或无视，应该不是无意识的。
这样的“集体选择性失忆”，不但导致事实缺位，更使历史模糊不堪。假使连西班牙500年前到底经历着风光无限还是风风雨雨都不确定，谈它或者西方的起起伏伏的原因、影响，意义又在哪里？
勒班陀战役的指挥者，菲利普二世的同父异母弟弟堂胡安亲王，弥留前叹息：“我的时间花在了建造空中楼阁上，但最后，所有的楼阁，和我自己都随风消散。”勒班陀战役之后，他一直被闲置。辛辛苦苦指挥西班牙和其盟友获得的胜利，没有带来他想要的王冠，没有带来西班牙的绝对优势，甚至也没有带来菲利普二世对这个弟弟的怜悯和关心。
人之将死，其言也实。堂胡安感叹自己的际遇，又如何不是在感叹西班牙的命运。强国的称号，以及为之而进行的跨国越洋的杀伐，或许都因脑海中的想象而起，最终又落于纸上的传言。真相，却永远消散在历史的尘埃里。
孔志国 浙江大学海洋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