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提到银行监管，《巴塞尔协议》中关于资本监管的内容被监管当局奉为圭臬，但你却认为流动性风险更重要。2013年年中，中国的多家股份制银行曾发生过大规模流动性危机，拆借利率飙升，但还是从市场拿不到钱，一些银行更面临流动性枯竭，最后央行“放水”才算解决了问题。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将央行称之为“央妈”。
宋逢明：《巴塞尔协议》的监管核心是资本监管，用简单的话来说，资本监管就是看银行是否有足够的、合格的自有资本，可以覆盖其没有预期到的损失（预期到的损失通常用银行的减值准备抵补），而不是把储户的钱放进去填补坏账。
但近年来，在国际银行业的研究和实务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银行真正难以解决的问题是流动性风险。以前，很多人将流动性的问题归结为期限错配，即银行的资金来源是短期的，而贷放出去的贷款却是长期的，那么一旦来源出问题比如发生挤兑，而长期贷款又收不回，资产无法变现，那么必然发生危机。
但不能忽略一个基本的金融原理，即长期投资的回报率在正常情况高于短期投资的回报率。换句话说，就是银行经常要“短存长贷”才能有钱赚，那么，期限错配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绝对解决的。因此，期限错配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了旧概念，而问题的关键越来越取决于金融机构的短期融资能力。
这不是一家金融机构的事情，而是市场的问题。2013年的“钱荒”，银行都缺钱，都要短期融资，市场的资金就很紧，那么最后也只能靠央行注入流动性来解决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中国未来“宏观审慎监管”的核心应该是整个市场的流动性监管，如果离开流动性监管和调控，整个金融体系就有崩溃的危险。
《南风窗》：除了存保制度推出之外，利率管制特别是存款利率上限也进一步放松。5月10日，央行宣布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1.3倍调整为1.5倍。分析认为，这必然导致银行吸存成本上涨，将影响银行多年来“吃利差”的盈利逻辑。
宋逢明：这几年，银行之间的竞争其实越来越激烈，公众高估了中国银行业“吃利差”的严重程度。公众关心的背后原因是，由于利率管制，特别是存款利率管制的原因，银行从储户手中吸收存款的成本太低。吸存成本很低，就给了银行足够的利差空间，即便银行以低利率将资金贷给大客户比如大国企，那么依然有可观的利差可吃。与此同时，国企都是由国家信用或地方政府信用来背书，风险比较小。那么，银行自然没有动力贷款给信用风险较高的中小企业，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利率管制和低息揽储“养懒”了银行。但这样一来，中国银行业风险控制和风险管理的能力也无法得到锻炼，和国际同业产生了很大的差距。
之前，我们的团队曾做过一个中国大银行和国际同业的利差对比。我们发现，花旗、汇丰和富国等银行的净利差（NIM）实际上高于中国的四大行。这一发现使我们很吃惊，因为这和通常的社会认识相悖。研究其原因，实际上是因为外国银行的公司客户主要是中小企业，它们的大企业除了短期流动资金的需求外，一般都不需要银行贷款，而是以票据和债券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因此留给银行的主要客户便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风险高，但利率也高，所以“利差”也更为可观。
今年3月，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建国在“两会”上说“银行是弱势群体”，引起大家的哄笑和批驳。我猜他实际要说的意思是，银行在大国企面前议价时是“弱势群体”，因为大家都抢大客户，竞相低价贷款，银行发言权很小，这是中国银行业一个无奈的现实缩影。
搞注册制也不能忘了分红
《南风窗》：再谈谈股市。今年的“大牛市”让很多股民赚了钱，但制度缺陷也决定了这个市场的“投资功能”必然“短期有效”。目前，新《证券法》修改草案已经出炉，股票发行注册制箭在弦上。请问，如果要给出一条最重要的建议，让A股能真正实现“投资功能”，你的建议会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