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逢明：中国股市的起源很特殊，很大程度是为了让国企融资脱困而建，那么这个市场必然在制度的设计上较少考虑投资的功能，而偏重于融资的目的。现代金融理论由两大模块组成，一是公司金融（财务），二是投资学，却没有“融资学”这个模块。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股市是个极不正常的市场。
A股的“大牛市”有很多次，并不只这一回。你要明白，大多数投资者的获利并不是通过分红来实现的，而仅仅通过股票买卖差价赚取了资本利得。传统上，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股市，分红是投资者获取回报的主要方式。分红和赚取差价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需要上市公司为股东提供真金白银的回报，而后者仅仅是投资者的“零和游戏”。你赚了，必然别人亏了，最后亏钱的人必然是大多数。
因此，我的建议是即便推行注册制，A股也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分红机制。长期以来，A股涨跌和实体经济联系很小，这主要在于两者缺乏一条纽带，而只有红利现金流才是连接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最有效纽带。
可以考虑建立强制的全额分红制度，国际上没有这个制度，但中国股市的情况太“特殊”，这个办法有合理性。一方面，上市公司赚的利润必须全部分红，但选择权则留给投资者；另一方面，也必须考虑上市公司的后续发展，必须为之提供再融资便利，对分红额度之内再融资要完全自由，废除审批，同时要对分红予以税收补偿。至少对于蓝筹权重股，可以考虑这一改革模式。
可以说，只有通过红利现金流的传导，企业基本面的真实情况才能反映到投资者获取的投资回报中，真正将中国的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进行有机链接。再从大的方面讲，通过一系列“投资导向”的制度构建，发展出一个真正具有投资价值的资本市场，使老百姓有更多机会获取财产性收入，这也是金融改革的题中之义。
《南风窗》：有种说法，A股既是个政策市，也是个资金市。央行最近一直在降息，券商经济学家多半会说，降息通道之中，股市仍有上涨空间。那么，股市的转折会在什么地方，会是央行加息吗？你一直认为，采用货币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资本市场并不合理，中国货币政策对股市的影响被严重扭曲地夸大，对投资者是误导，为什么？
宋逢明：货币政策是用来调整市场流动性的，不会直接决定资产的价格。资产价格的决定固然受到流动性的影响，但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资产定价最基本的原理是资产价格取决于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即便央行降息和降准，资金成本降低，但投资者认为市场不会好，那么股市可能不升反降。
举个例子，2007年，为应对次贷危机让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美联储曾多次降息，但其当年9月的一次降息却导致了股价大跌。为什么？因为部分投资者此前曾预计，美联储可能将短期利率下调0.5个百分点，而最后美联储的实际降息幅度却只有0.25个百分点，这低于了投资者的预期，所以股市就跌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牛市”中，央行并非每一次降息，市场都会马上反应。很多时候，因为市场已经预期将要降息，股市已经提前上涨。如果降息幅度和预期差别不大，那么股市波动也不大。如果超出了预期，股市就会大涨。反过来，假如央行降息或降准的幅度没有达到市场预期，那么股市很可能会下跌。
文∣本刊记者 谭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