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儿童之所以在今天中国变得如此令人不安和焦虑，一方面是因为近几年的生育高峰带来的“婴儿潮”，使得70、80、90年代人同时做父母，而40~60年代的祖辈又同时参与养育，因此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另外，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培养人才的方式和诉求也受到世界性的关注和争论。
中国文化本盛产“严父慈母”形象，但从何时开始，慈母被虎妈代替，而且“虎妈”被描述成如今教育问题的第一责任人？这不得不提2011年轰动世界的畅销书《虎妈战歌》。这本被《洛杉矶时报》描绘为“像病毒一样蔓延”的著作，不仅是一个母亲讲述如何严苛地教育两个女儿的故事，同时把战火引向了中美的教育观以及文化传统的差异。作者耶鲁大学教授蔡美儿出身精英家庭，但坚持采用毕大千和杜峰的方式教育女儿。而两个女儿骄人的成就也令美国人自叹弗如，甚至奥巴马当时在国情咨文中也要提到中国虎妈，提到美国教育要改革，应该向中国和印度学习。无论是美国要向中国学习，还是中国要向美国学习，这种反思与对照都是出于“发展”的考虑。很多中国父母认为美国科技发达，社会文明，所以应该效仿美国的教育方式；而很多美国人看到中国崛起，开始从教育上反思他们为什么被中国人赶超。
因此，这种焦虑不是中国家长独有的，也不是中国的“80后”成了父母才产生的，而是全球中产阶层的普遍焦虑。因此“少年中国安在”式的追问显得视野有些狭窄。如果我们读了中国学者出版的《不一样的童年：中国农民工子女调查》一书，我们会发现《虎妈猫爸》之外的另一种现实：农民工家中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童年。连上学、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这些茜茜们看来最正常最基本不过的事情对农民工子弟而言，都是奢侈品。所以儿童的教育优劣与其说跟父母的个体性差异关系更直接，不如说社会结构的作用力更强大。就整体而言，无论是在种族、阶层还是性别的意义上处于社会边缘的父母，无论自身多么努力，要想培养出挤进主流社会的精英，希望都很渺小。
布尔迪厄用习惯、区隔、文化资本等概念构建了他自己的社会结构模型。社会精英的位置是有限的，因此任何一种将精英们的做法传播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努力都会失败。而且精英与群氓之间的界限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好像虎妈毕胜男，今天是精英，明天也可能是群氓；在穿衣戴帽上有品味，可是在教育孩子上可能暴露了你的粗野。区隔不是永恒的，区隔不是单一标准的，区隔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网络，持续不断的行为。而这难以逃脱的区隔之网，在我看来，恰是通过波德里亚所说的“物的符号化”过程完成的。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虎妈猫爸》，在一部被明星、广告和商品充溢的情节剧，孩子既是消费者，也是被消费的对象。直白地说，孩子被物化和符号化了，孩子如同大人们身上的LOGO，上什么学校、读什么兴趣班、有什么才艺这些本身其实并不被看重，人们看重的是这些符号所标示出来的社会地位。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怎样怎样的做法，与卖肾买手机从本质上说，并无高下之分。
而对于精英阶层而言，最大的恐慌莫过于群氓这种破釜沉舟的行为，因为当他们的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跟同一个老师学钢琴，会给人“区隔”消失的幻觉。尽管穷人是通过透支自己的身体才有可能让孩子获得这样的机会，但这种瞬时的“幻觉”也会让精英感受到他们“排他性的私人空间”被侵犯了。在这个意义上说，穷人的孩子们越“自然成长”，越少学习文化技能，越少建立“习惯”，就越少可能积累文化资本，越少机会晋升至精英阶层，资本的空间、权力以及文化也就越容易世袭。所谓“拼爹拼妈”，拼的就是这种世袭的可能性。越新兴的中产阶层越拼，越焦虑，因为他们知道后代拼的将是他们所积攒下来的资本。如果不把《虎妈猫爸》一类的育儿剧放置在这样的政经脉络之中，而只讨论做虎、猫、狼哪种角色更正确，是没有意义的。教育不单是个性或家庭问题，教育是制度、社会结构（阶级、性别、种族）、文化等因素共同决定的。给自家狗戴两块Apple watch的成功人士、海归王思聪与成千上万叫他老公、问他家缺不缺狗的卢瑟们之间的差距不是爹妈的教育，而是爹妈的阶层。极端一点说，真正决定孩子命运和未来的也许不是我们扮演什么样的父母，而是我们能否真正做点什么改变这个“赢家通吃”、“资本为王”的世界。
文∣滕威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