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国家自主性，需要谈到执政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的属性也不是西方政党理论可以解释的。西方政党理论认为，政党是一定的阶级或社会利益集团的政治工具，为该阶级或集团在作为平台的国家内部争取利益。西方的历史经验支持这样的理论解释，因为在西方，是先形成阶级或利益集团，然后有政党，同时也是先有国家，后有政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领导革命和建设国家的过程都没有遵从这样的逻辑，党诞生于中国在数千年历史上的最危急关头，国家有衰败之危，百姓有倒悬之急。中国共产党把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设定为自己的目标，成功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
因此，在革命年代中国国家的自主性和党的自主性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党的自主性和国家的自主性可以说是绝对的，而西方理论家认识到的国家自主性从来都是相对的。这是二者的不同，也可以视为中国国家的特殊性所在。
国家与资本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随着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国家自主性也面临新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资本在社会利益格局中地位的提升。
那么，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执政党将中国道路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并非是为了某一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而制定的目标，而是着眼于整体；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国家选择了市场经济的路径，允许资本出现和发展。借用“工具说”的表述，中国国家将资本视为实现发展的工具，虽然在很多政策上有对资本的倾向，但国家还不是资本的工具。
国家与资本事实上的关系比较复杂，要进一步阐明，就有必要区分中央国家和地方国家，分别分析它们与资本的关系。
改革开放的最大动力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相应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正是从操作层面回答如何达到目标。当时的中国尚没有私人资本存在，是国家提供了资本生长的土壤。从根源上，中国国家和资本的关系是清楚的，是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都可视为是邓小平指出的方向的延伸。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写入中央决议，虽然其时资本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但没有人会相信这是资本游说的结果，更没有人相信资本已经可以主导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
在具体政策制定方面，中央国家出台了大量的民生政策，而这与资本的利益是相悖的，虽然我们可以听到来自资本阵营的抱怨声，但不足以对政策的制定构成阻碍。王绍光教授研究了新医改的政策过程，他的研究表明，资本集团企图以各种方式左右政策方向，但效果不显著，国家带有群众路线色彩的工作方法确保了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得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得到体现，最后制定出了相对均衡的政策。
相对而言，地方国家（机器）对资本的自主性就要弱得多，只要看看在各类发生于资本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冲突中，地方国家（机器）的专政工具站在谁的一边，就会明白这个道理。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央地关系中，中央负责目标制定，地方负责目标完成，二者的矛盾不可避免，我们也可以将其说成是政策制定过程与政策执行过程的分裂。比如，2007年中央国家制定了《劳动合同法》，这是一部相当具有进步意义的法律，该举措让很多长期关注劳工权益的人士都备感意外，但《劳动合同法》在现实中的落地至今也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