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999年你开始担任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做行政工作，面对不一样的身份的转换，怎么适应调整的？
Z：当你到这个位置上以后，你就会有一个很强的使命感。我不认为我擅长管理，但是因为当时需要变革嘛，我觉得我对变革还是有些想法，也有激情。所以那时候，几乎脑子里成天想的就是学院的事儿，怎么把它做好。
一开始的时候，学院的力量比较弱，结果什么事情都自己亲力而为。比如说你在一开始发现，新盖的那么好的楼，楼里边卫生间不放卫生纸，很不方便，我说要放卫生纸，人家说你放会被学生都偷走了，我说偷就让他偷，偷也得放，否则来一些访问的老外，上完厕所之后没有卫生纸，很尴尬，对吧？有好多东西你都要做一些改变。
然后是行政人员。在大学里面，行政人员服务态度都不是那么好，那我就在三八妇女节请大家吃个饭，因为行政人员基本都是妇女。我就跟他们讲，大家的饭碗都是老师给的，为什么呢，因为学生来这儿不是为了行政服务，而是为了老师，所以没有老师，我们行政人员就没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服务于教学，服务于教授，服务于学生，这才是我们的工作。好在我们那些行政人员真的挺好，不论能力怎么样，态度转变很快，有一种压力，因为不转变啊，就可能没饭碗了。
P：那这一段，包括你后来从事院长包括其他的行政工作，会不会相对牺牲了学术时间？
Z：那几年我花了多少时间在做学问？可能不到10%。我每天早晨6点多钟就到办公室，因为那时候跟你讲，几乎每一件事都是自己做，一开始，招人，跟每个人谈，然后见外宾，见企业界的，然后显得我们这个学院很有力量，好像每个场合都显得还不错。我就打一个比方说，全家人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结果外人以为这家人都有裤子穿，其实不是那样的，就是好多事都是由我自己一人做的。但是随着我招的人多了，慢慢就开始有人可以做事了，大家就可以分担着去做了，但一开始不是这样，好比我们办一个项目，跟一些企业谈判，最后我就是一个人，你必须去做。
我觉得，你做这个学院的话，它本身是一个使命，不是一个院长，不是一个工作岗位。我后来总结两句话，有些人当官为干事，有些人干事为当官，就是这个意思。当官为干事，那就是说，我有这个位置，我就要做我认为正确的事儿。干事为当官的人呢就是说，我做事就是为了这个位置，什么有利于这个位置我做什么，没利我就不做，这是另一类人，不是我。
谈北大改革
在中国搞改革，其实它是蛮得罪人、蛮引火烧身的事
P：你的改革在光华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为什么推广到全校时遇到阻力了？
Z：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光华当时人少，增量好做。但是我告诉你，我刚进行改革，两年内我们就有6个原来的教员自动离开。我已经造出那种势，但是我不需要担心任何人，我坚定就可以。到学校这个层次的话，好多院系已经人满为患，这种恐惧感就更大了。还有一个就是光华年轻，所以改革相对容易嘛，北大这么多年了，每个人都自以为是。
另外呢，加上我本身是搞经济学出身的，经济学本来就是受人妒忌的一个行业吧，所以你说这个东西，人家本能就怀疑你，所以有人就说，我是用什么企业的逻辑来搞大学。我其实是用大学的逻辑，但他明白什么叫大学的逻辑吗？
另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整个大气候，就是国家的气质变了。我在光华一开始改革，国家的气质是改，所以你改革是有正当性的。2003年还行，到2004年改革就没正当性了，嘴上说改革，实际上是反改革。你想，像一个单位里边一样，你某一个部门，你要改，但如果单位领导不愿意改，那你就很难了。所以我讲大气候变了。
所以2004年之后就越来越难了。后来我还想，早期做的那些事我都感到害怕，怎么那时候敢做这事？所以我后来觉得，院长岗位也确实不能待得太长。其实你想想，你再有魄力，在一个岗位上待很长时间，你就会变得胆小，你就会变得越来越保守，你一开始做事很无所顾忌，到最后你要照顾这个，照顾那个，这个不能得罪，那个不能得罪，我觉得再继续待下去就不行了。
你要知道，在中国搞改革，其实它是蛮得罪人、蛮引火烧身的事。所以这对北大领导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P：查建英写的《北大！北大！》里，把北大的改革和你对国企的看法联系在一起，你认同吗？
Z：大学不是企业、不是营利机构，但不等于大学就不能竞争，凡是大学竞争越自由的地方，大学质量一定越高，像美国。为什么欧洲大学衰落呢？政府管，没竞争，都是政府大包大揽。
P：就是说，中国大学的弊病来源于跟政府的这种关系，另一方面是师资。
Z：对，是这样的。一个是政府和大学的关系，政府不该管大学的，它管了。第二呢，就是大学内部本身的教授的质量，我觉得这是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但是我个人认为，人还是应该有所作为嘛，就像我在光华一样，我面临同样的情况，为什么我可以做，别人就不可以做。就是说，我们大学，一方面我们确实需要政府方面改革，就是放松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另一方面呢，大学本身要按大学的精神去做。北大当时的改革其实我们只能着眼于内部改革，也就是北大内部本身怎么改进自己。
但是我在文章及其他地方，我一直呼吁政府减少对大学的干预。但你要让北大领导给教育部提一个方案说怎么改进，这不大可能。
至少我认为还是踏出半步了
P：当时对你的质疑，有一个说法是说海归不了解北大实际情况，就像质疑知识分子想用西方的一些东西去改变中国的时候不了解中国国情。
Z：你要知道，这个改革触动了好多人的神经的。好比说，我说不留本校学生这一点，好多人就反对，因为他是个“家族企业”，我的学生留下来，就是我的队伍，我的成果，我的势力。不允许留自己本校的学生，就断了那个血脉了，不能近亲繁殖了，那就得靠自己了，对不对？你看北大一个院系庆祝多少周年，一打听，一个系的教员都是徒子徒孙，多丢人，对不对？它不是个大学，它是个家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