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敬：我记得在1995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卢浮宫和蓬皮杜当代艺术中心，传统和当代两种艺术在同一天向我展示的那种对立与冲击令我难以忘记。我在欣赏古典艺术的同时仍旧怀有某种批判意识，但当我面对当代艺术的抽象作品时，我感到有种莫名的激动。之后，对音乐环境的逐渐失望让我开始想到创作艺术。1999年，我就拜师张晓刚老师。那时候我们总去酒吧，认识了很多艺术家、诗人、音乐人、作家，我在那里遇到了张晓刚，我喜欢它的画，他的作品有背景，有故事，我能明显地感到那种相似的境遇。之后我给他看过我的涂鸦作品，他认为我的画充满幻想，表现欲很强，在2000年的时候，我经常去他的工作室玩，那儿的画布和颜料都是现成的，他会教我一些创作的方式，印象中我们那阵子总在探讨和艺术相关的话题。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90年代末的音乐环境有多糟糕？
艾敬：从出道到现在，我只拿过一次版税，是《我的1997》那一张。1998年，那年春天，我在位于洛杉矶的CBS Studio完成了我的第四张专辑《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受到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音乐影响，我认为流行音乐可以承载更多的内容和社会责任，我认为那张专辑是给精神上先富裕起来的人听的。
在专辑出版前夕，我被通知专辑没有通过有关部门的正式审批。在纽约拍摄音乐录影时，我还回忆着创作时第一次在歌词中用了“爱”这个字眼，但是我没想到这首歌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98年底，面对专辑不能出版，我选择沉淀我自己，我开始反思自己过去10年的音乐生活，或许正是因为自己的速度没有与时代同步，才会感到孤单。我离开了经纪公司，静静地开始学习画画。
三联生活周刊：你有没有设想过自己会一直坚持做音乐人？
艾敬：这个设想不存在，因为环境太让人失望了。我记得在南京体育馆的一次演出，那是1996年，当我和乐手抵达现场的时候，那里没有任何演出设备，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能力去尊重自己的乐手。后来在某个卫视的现场直播也是，我感到无力、沮丧。然后我就决定跟自己玩了。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作品中，爱一直是个主题，无论音乐还是艺术。
艾敬：是的，《我的1997》、《艳粉街的故事》、《中国制造》、《生命之树》、《每一扇门里都有鲜花》、《我的母亲和我的家乡》、《枪与玫瑰》等，这些作品都是关于成长和爱的感悟，我对自己的名字解读是爱和尊重，在我看来，它最能引起共鸣，也最适合与人沟通。后来，当我转入艺术创作时，我也认为爱是一个全世界都能读懂的符号，它是一种通行的语言，每个人都在这个词中注入了对生活的感受与经历，它并不空洞，我觉得它很具体，我们见到它就能联想到某些人、某些事，它有态度，甚至是气味，具有力量。后来，它就成为贯穿我作品的主题乃至信念，即便是在艰难的时候，它也能成为我心底的动力，我认为它是一种信仰，可以主宰爱能够达到的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什么东西会感动你？
艾敬：我在年轻的时候不哭，我认为流泪是弱者的表现，我把自己装得很酷。可能和很多人相反，我现在很容易被感动，偶尔翻看《圣经》的时候，看到一句：上帝是光，我突然有了对光的感悟，我认为绘画就是看到了光，因此在作品《Walking in the Sun》中，我尝试了一次新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