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我的个人极限审美颜色是黑白灰，作为一个处女座，我觉得那是规整的、有序的，光的出现给我补上了色彩这一课。我老家在沈阳，我偶尔会想起小时候的场景，那时候常常在假期去新民县，农田里的玉米地常常呈现出一种丰收时金灿灿的场景，它跟阳光有些呼应。后来，我常常在工作室中回忆东北的乡村，那种自然的丰收景象生成了我创作的基调，我发现自己是善于使用颜色的，大胆准确，我总能毫不迟疑地下笔。我喜欢明亮的黄色，我有不同的层次，在光线不同时，总能呈现出不同的味道。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做音乐和艺术有哪些相似和不同？
艾敬：我觉得它们的相似之处都是对影像的描述，我在创作时，脑海里总是先完成一幅画面，像放电影一样，有镜头感、有运动、有故事和情节。不同的是，音乐是有诗歌、旋律、节拍以及不同的音色组成的，而艺术不是，它是固定的绘画、雕塑、装置、影像，或者是声音、气味，它的表现力绝没有一个歌者那样丰富，我认为艺术更难。如果音乐环境好，我可能不会做视觉艺术。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你的作品里有音乐性吗？
艾敬：这次在昂布罗修美术馆的展览，我的10件作品就像一组音乐作品，它有节奏感，不同的尺寸，有平面、立体，有动有静，质感不同，它就像是音乐的不同组成部分，我觉得《Burning sun》尤为典型，它描绘的是我的信仰，对生命的体会，是一个思想流动的过程，生命衰竭的过程。
2000年初，我听到电子乐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当时有很多人说摇滚乐死了，U2乐队主场Bono也说传统唱片死了，我当时觉得新音乐给人们带来的是一种节奏上的不安，好像所有人都不需要歌词了，音乐一下子变得消费起来，我那时开始看福柯的书，我看到他说在烈日下行走，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内在能量和太阳有了某种联结，就这样，我创作了《Walking in the Sun》。
从架上走下来，走到1500摄氏度的高温中，在这样一个过程里，我形成了自己的语言体系，我学会用作品表达。这其中有起伏、桥、铺垫，就像音乐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音乐人的身份是否会让你在创作时有一些优势？
艾敬：我认为这个优势是我跟大众的对话能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多艺术家，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由于高价而被认知，他们是服务于自己的情绪与思考的，我认同艺术要超越大众层面。在我看来，大众虽然不是为我的作品买单的人，但是我的作品会与他们产生共鸣，这些影响会更久远，也会更有意义。我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所做的展览中有一件作品叫作《生命之树》，人们可以看到影像的短片，那些舞蹈、演奏、诗歌，是丰富的，我能够体会到他们的认知和认同，这要比一幅简单的画更有信息量。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第一个当代艺术作品是我的《海浪》，这是国博首次收藏的当代艺术作品，这件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日本江户时代著名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Hokusai）的代表作品之一《海浪》（Tsunami），如果说浮世绘时期的《海浪》更多描绘和记录了当时日本渔民的生态环境，我的《海浪》更是对于内心心境的描绘。在现场，我有一种把握现场的能力，在“国博”的副馆长看来那是一种少有且独特的能力，他认为我一直在激活作品，我认为声音的配合让这个作品有了情绪，成为一件活的作品。
我在今日美术馆创作《艳粉街的故事》之前就一直在回想，那是一条关于我童年的街，我曾经构想了很久，最终发现，它并不是一个很难的命题，因为我并非还原历史，而是还原当初的那种情绪，当它的基本造型完成的时候，我略过细节，已经认为它就是当初的那种情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