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沃霍尔曾说：我信仰整形手术。在后现代时期，自我认同的塑造就是一项身体方案。身体以及外表对于自我认同产生了越来越重大的影响。这种看法很大一部分是近来文学中对自我的描述所推动的，至今仍值得阅读的是《身体与社会》，作者布莱恩·特纳把研究从最基础的医学身体层面延伸到了精神身体的层面。
曾几何时，禁欲和节食多为宗教目的。古希腊的贵族中保持着一种适度摄取食物的理想，因为这标志着自我控制。类似的禁食行为是中世纪，作为一种重要的基督教活动，来表明精神远比肉体更坚强。当时只有社会顶层的人群在实践这些活动，到了维多利亚晚期才扩散到了中等阶级。人们也才开始通过特定的饮食达到特殊的审美理想。在传统的灵魂与身体二元论中，对身体的认同不太重要，关键在于灵魂。如今，这种地位对调了，让·鲍德里亚曾写道，身体已经取代了灵魂道德以及意识形态的角色，成为救赎的对象。虽然说，肥胖曾被看作一种懒惰和缺乏意志的暗示，如今，人们再次激起减肥的热潮，可不是为了精神素质得不到尊重而节食，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标准”。难道真的像奥斯卡·王尔德所说的“人没有身体才能真正符合中世纪的要求，人没有灵魂才能真正符合现代的要求”么？
对身体寻求“标准”这件事儿最早的外延是服装，毕竟它和我们的身体如此“亲密无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束腰被广泛使用，这项“刑具”的杀伤力比裹脚布还大。电影《乱世佳人》中郝思嘉穿束腰过程的痛苦被女主角活泼的性格冲淡了，为了看起来更有吸引力，她抱紧床柱让仆人勒得紧点、紧点再紧点。可见人们对“更标准”的追求从那时起已经开始过分了。迪奥曾说：“如果没有塑形内衣，就没有服装工业。”这些有塑形功能的紧身衣变成了女人的“第二种骨架”，帮助她们打造符合时代要求与身份地位的体态。19世纪的欧洲，任何一位端庄女性都必须穿着这种内衣，整日苦于木板、鲸骨和金属条的压迫。批评家讥讽这是“系腰身于鲸骨囹圄”，或“将乳房压缩成饼，不久之后，连呼吸都发出臭味”，她们还极容易因此染上肺病。而女人们甘愿受苦，为了拥有苗条身材，绑紧勒带直到两肋出现长而深的伤口。
安妮·霍兰德在她的《透视服装》中如此描述，裸体画中的模特显得好像穿着衣服，而很显然他们并没穿。这句话可以说明人们对身材呈现的苛求从借助于外部服装再回归到身体本身的过程。要想达到穿塑身衣那样的效果：从胸下立刻收缩，腰部和髋部变细，就需要相当结实紧致的腹部。这也是如今纤体塑形的标准。而标准的概念在不同时代有着相异的内容。如果我们欣赏中世纪晚期的妇女画像，会觉得她们上半身短小、消瘦、脑袋大，到了腰部以下则是一个又大又突出的曲线，但并不是我们如今认为美的曲线。从画中形象的普遍性能断定，这是当时的标准。哥特晚期隆起的肚皮成了另一个标准，一个女性腹部隆起多高和她的吸引力又像是成正比的。可以推测，鲁本斯不会对凯特·莫斯的身材有什么好印象，而他的模特也不可能出现在如今的T台上，因为她们太胖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所有理想中的标准都需要身体有足够的脂肪和肌肉，将骨架覆盖起来。20世纪20年代，苗条的身材更能吸引目光，之后便出现了嶙峋的锁骨。到了20世纪50年代，模特为了达到标准而接受美容手术，拔掉臼齿形成凹陷的脸颊，或者除去肋骨塑造曲线。她们的身体开始和普通人之间形成越来越大的差异。有数据表明目前美国模特的平均体重比美国女性的平均值轻23%，仅在上一代，这个差距只有8%。模特本应是最接近标准的人，而如今这个标准却变得难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