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危机以政治问题作为最终表现形式，但究其根源，仍是马尔萨斯揭示的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资源不对等之间的矛盾。在全球化环境下，矛盾被进一步放大了。
“伊斯兰世界人口的膨胀，尤其是在巴尔干、北非和中亚，已经大大超过其邻近国家和全球的一般水平……这种增长将对全球政治构成可观的影响。”
“在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叙利亚和突尼斯这几个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年龄在20岁左右、急需工作的年轻人的数量将会持续增长到2010年左右。”
“有文化的、人数迅速增长的年轻人渴望工作和富裕，但政治权力却控制在愚昧的老年人手中，知识和权力的分离将使政治系统陷入紧张状态。”
当亨廷顿在1996年做出上述警告时，初衷只是为他关于伊斯兰世界的远期担忧提供一项注脚。他当然不曾料到，冲突会在他预言的青年人口增长期的最后一年彻底爆发，并将大大超出政治领域，成为一次范围波及亚、非、欧、美四大洲，涵盖经济、社会、道德各领域的广泛震荡。紧张状态不仅存在于阿拉伯世界的反叛者和旧政权之间，而且蔓延到了收容大批阿拉伯难民的亚欧各国；它甚至使历来在国际人道主义问题上看法一致的美国和欧盟发生尖锐对立，并令欧盟本身陷入分裂：继希腊危机之后，默克尔不得不再度“胁迫”其他成员国加大救助力度。
截止到2015年初，从叙利亚涌入周边国家和欧洲的难民已增至400万人之多，这一数字超过了越南战争与南斯拉夫内战产生的难民数量之和，使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的安置预算出现了50亿美元以上的赤字。除叙利亚外，包括伊拉克、也门、利比亚和突尼斯在内的其他中东国家在过去4年中也有700万难民流出，这一数字使中东在全球难民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1/5，并且因为“伊斯兰国”的肆虐，还在继续增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