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将这波来势汹涌的难民潮称为“Exodus”（出埃及），这个富于历史感的单词恰当地概括了促使叙利亚人外流的经济动因——不仅为了躲避战火，更是为了在社会福利远为健全、工资收入也更高的欧美国家开启一种新生活。成千上万已经转移到土耳其、黎巴嫩等安全地带的难民心甘情愿地向偷渡集团支付5000～6000美元的费用，以搭乘毫无保障的船只和货车偷渡到欧盟国家；引发全世界关注的库尔迪一家便是选择了此种路径。而拖家带口涌入欧洲的难民，正在和已经引发激烈争论甚至冲突的经济移民一道挤占当地人的工作机会，他们的低年龄、宗教信仰乃至潜在的极端主义倾向都足以导致广泛的拒斥和不信任。这一切不禁使人回想起马尔萨斯的遗教——生产和食物以及其他社会资源的供应无法满足人口的长期高速增长，来自中东的“就食者”将会拖垮整个欧洲。
在马尔萨斯生活的18、19世纪之交，人口增长与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大体局限在民族国家疆域之内；亨廷顿注意到了伊斯兰世界人口快速膨胀和大规模城市化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但他同样受到传统思维的制约，认为这种矛盾要么导致阿拉伯国家内部的政治冲突、要么会以集中的“伊斯兰文明对抗西方文明”的方式得到呈现。他们皆不曾料到，全球化的“大跃进”将使欠发达地区的年轻人大规模迁徙（尽管迁徙本身是由内战导致的）的边界扩展到全世界；而日益坐困于劳动力短缺和福利成本高企的欧洲国家，几乎无法从经济上拒绝这种流入——迄今为止关于经济移民乃至难民问题的大部分争论集中在政治层面，无人敢于彻底切断如此诱人的劳动力来源。
从另一个角度看，“马尔萨斯诅咒”的再现，恰恰是全球化导致的世界性贫富差距扩大的恶果。非政府组织乐施会（Oxfam）在2015年初发布的报告称：到2016年，全球1%的最富裕人士——基本集中在发达国家——占有的财富总量将超过其余99%的人口之和；世界银行的研究同样证实，1988年以来，在全球人均实际收入平均增长超过5%的情况下，最贫穷的5%人口的实际收入反而出现了大幅下滑。在类似“世界是平的”这样的口号制造的普遍繁荣幻景之下，拥有技术和资本的发达国家在新增加的财富中攫取了更大的份额；而人口急剧增长、对资源的需求量大大增加的阿拉伯青年群体不仅需要忍受“期望值革命”（Revolution of Expectations）破灭的沮丧感，还要和亨廷顿所说的国内“知识与权力分离”做斗争。结果遂造成两个极端：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原教旨主义势力索性从根本上否定全球化甚至现代化的正当性，转而诉诸最野蛮的暴力和奴役；因政局动荡而流离失所的阿拉伯难民则坚信，发达国家需要兑现关于普遍繁荣的愿景，在欧洲和北美那个已经建成的天堂给予自己一席之地。而欧美自由主义者在此前20余年间的浮夸承诺，使他们根本无法从道义上驳回这种要求：那将构成“政治不正确”。
有观察家试图援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安置上百万“越战”难民的先例，论证全球一致解决叙利亚难民问题的可行性。但应该看到：恰恰是“冷战”的特殊背景决定了欧美国家不惜经济代价解决难民问题的必要性。时过境迁，欧洲自身正因债务危机陷入分裂，美国则汲汲于亚太“再平衡”，对中东义务唯恐避之不及。何况今日中东乱象的形成，本身即是作为领导者的美国破坏既有契约机制的恶果——“冷战”时期西方阵营的行动一致是建立在美欧双向约束的制度基础之上。而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先是一意孤行、贸然以武力插手中东；待到覆水难收，又过于粗暴地切割义务“长尾”，全然不顾后续的治理代价须由近在咫尺的欧盟来承担。此番难民危机趋于升级，华盛顿才勉强表态将在未来一年接纳1万名叙利亚难民，不及德国2015年安置量的1/80，分歧之大显而易见。奇怪的是，美国在日均投入310万美元用于援助难民的同时，依然在以每日1050万美元的开支投入对“伊斯兰国”的空中打击。这一力度并不足以将该政权彻底摧毁，仅能限制其扩张的速度；换言之，难民危机的源头尚无望消弭。
站在欧盟的角度，预计到2050年，各成员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上升至28.7%；换言之，即使没有此次难民危机的发酵，接收更多的经济移民和外籍劳工也是大势所趋。问题在于，各国政府能否处理好两组微妙的关系：一是使被安置的难民——极有可能转化为长期定居者——在分享住房、教育、医疗等福利待遇的同时，承担相应的社会和经济责任；二是逐步化解大城市中伊斯兰族群拒绝被同化、易于滋生暴力事件的倾向，降低政治融合的成本。如同《经济学人》的社论所言：“即使一国无意全盘接收寻求保护的难民，至少可以遴选出其中有意参加工作的那部分……不鲁莽地搞‘一刀切’、而是划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底线，如此各国方能相互协作、控制非法移民的涌入。”这也是默克尔提出的安置政策的基础：法律和道德义务仅对“真正的难民”适用。
最悲观的情形不在于难民会挤占属于原住人口的教育和工作机会，而在于他们可能像昔日流寓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一样，因为既无望返回祖国，又不愿被同化，成为游离于所在国主流社会之外的“亚国家”（Subnation）团体。战场将从街头蔓延到学校和媒体，冲突的一方是这场全球化盛宴中的被侮辱和被损害者，另一方则是“伊斯兰国”的基督教镜像：以勒庞父女和唐纳德·特朗普为代表的西方反全球化主义者。倘真如此，那必将是一场影响人数更多、危害也更巨大的马尔萨斯式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