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先谈谈2010年的张爱玲国际研讨会。在会上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观点？
止庵：我没参加过那个浸会大学的会，当时家里有事。我只参加了北京的会。北京这个会的题目我曾参与设计，里面有一个叫“张爱玲的文学视野”，一个叫“张爱玲的双语创作”，一个叫“张爱玲的视觉艺术”，一个叫“张爱玲的晚期风格”，其中有好几个题目，都是以前没怎么讨论过的。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件事，这个会是开在《小团圆》出版之后。从数量来说，以前张爱玲的英文作品大家这时候不知道，好多都没出过。《小团圆》出版之前，她的中文作品加起来，晚年一共只有1954～1955年的《秧歌》和《赤地之恋》，1957年的《五四遗事》，然后就是《怨女》，之后只有这么几篇：《色·戒》、《浮花浪蕊》、《相见欢》，还有后来出的《同学少年都不贱》。这几篇就分量很小。所以过去认为张爱玲后期创作力衰退了。但是《小团圆》一经面世，就改变了这个观念。而且这是张爱玲《半生缘》之后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从这一点来考虑，现在小说卷五本书，晚年将近占两本。观念变了，导致大家开始重视晚期张爱玲。很多的学者比较醉心于早期风格，对她的晚期作品有一些非议。但如果我们站在变化的角度来看，晚期这么写，在她是有一个很清楚的脉络。她是一步步变成这样的。她不是无意中这么写，是故意这么写的。人到一个年龄，她有意识地有一种新的追求。这个追求不同于她早期风格。我们称之为晚期风格。张爱玲晚年，五十来岁的时候的这个作品，就有很大的意义。《小团圆》出版使张爱玲晚期创作成为事实。
三联生活周刊：有说法认为，“张学”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显学。你对此是怎么看的？你觉得现在华语文化圈里的张爱玲研究，是怎样一种状况？
止庵：张爱玲研究包括两种，一种是张爱玲的作品研究。一种是张爱玲的生平研究。平心而论，不能说这两方面已经具有很高的研究水平了。不是光内地，港台地区也一样。这几年宋以朗先生把张爱玲的稿费拿来做一个项目，资助张爱玲研究者，我是评委。每一年都看这些投来的论文，平心而论，确实水平不能算很高。原因就是刚说的两件事，尤其是张爱玲生平研究，这部分遇见瓶颈了，没有进展。相比之下作品研究不用着急，可以各自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应该把她这一生的空白给厘清了，才能够开始研究。现在北京要出版张爱玲和宋淇夫妇的通信集，毛估有90万字。这本书几乎包括张爱玲一生最后40年与他们通信的全部。我也不知道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版。但可以说，在这本书没出之前，关于张爱玲晚期的好多议论都是瞎说。比如信里谈到张爱玲的财产问题，很多张爱玲传记都说张爱玲晚年特别窘迫，但其实她一点都不窘迫，她有不少钱。她只是因为要避美国的税，所以把钱都留在宋淇那儿了。她用多少钱宋淇给寄多少钱。还有好多皇冠编辑跟她的通信，可以看到皇冠付的稿费颇高，在当时完全不能想象。
我举一个例子，她曾经有一封信，说西安电影制片厂要改编她的一部作品，就通知她到中国驻美国领事馆去取钱，72美元，她说我不要这个钱。当时皇冠给她发表《对照记》，每连载一次就是1500美元。特别逗，当时皇冠的会计还在其后画了一个惊叹号，以示钱之多。皇冠出版社跟张爱玲的关系，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出版社跟作者的关系，而是一种供养的关系。你是我们的作者，我会让你生活很好，不管你发表多少东西，我也要给你这么多钱。所以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张爱玲的书还在皇冠出，因为这个关系太深了。我说的这些事都是那些书信集里能看出来的，所以如果这书信集不出版的话，所有这些事大家都在瞎猜。
很多读者都不理解张爱玲赴美后跟炎樱为什么就关系不好了。信里都有解释。张爱玲给宋淇写了封信，说不愿意炎樱老跟我提40年代的事，好像我是个死人。
类似这样的事情，都有解释。但是你看这些传记，都在这儿瞎猜。这些材料公布之前，那些研究我认为很多是不成立的。但是这个材料也只能限于她1955年到美国以后。张爱玲1952到1955年在香港的资料，就很少。只有《张爱玲私语录》里面邝文美写的《张爱玲语录》，别的很少。她1952年怎么离开大陆的，不知道，到现在只有《小团圆》和《对照记》里写的那么一点。还有《浮花浪蕊》里面有一点影子。最重要的是1949到1952年这三年，她怎么过的，完全空白，什么都没有。参加没参加过土改，可能参加过，但是也没有一个详细的记录。顶多我们就知道她参加过，但是具体到哪儿她干了什么事儿却不知道。1945到1949年，这段也有好多空白。举个例子，在《小团圆》、《张爱玲私语录》中都提到一件事，就是张爱玲曾经替别人翻译过口腔科学的书，可是哪本书是她翻译的，也找不着。张爱玲跟胡兰成的所有来往，都是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的一面之词，没有张爱玲的描述。《小团圆》出版之后，可以看到张爱玲有些描述，有的能跟胡兰成对上号，有的对不上号。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关系是不是像胡兰成说的那样，我们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