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美国。用大部分时间写了两本……长篇小说（就是《易经》、《雷峰塔》），尚未出版，第三本长篇仍在写作中，同时搞翻译。并用中文写一些电影和广播剧剧本（就是电懋）。此间的出版商似乎对那两本小说中的人物不太满意，甚至觉得非常乏味。Knoef的一位编辑写道：如果之前的情况果真如此，后来的共产社会实际上就是解放。在这一点上，我反对那种猎奇的文学俗套，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儒家学者满口说教的国度，它有违现代文学的常规。关于中国的流行观点具有二重性……但是出现的蜕变和一种真空，出现对于某种信仰的追求，在后期儒家文化内部产生了最后蜕变中，一些寻找出路、脱离流行的唯物论、虚无论、虚无主义的中国人转向共产主义。……我所关心的主要是介于破败时代与最后那些动荡混乱，并使个人处境艰难的年头之间的几十年。介于过去的千年与无论如何将会到来的世纪之间，令人同情的短暂时光。”
当时的美国意识形态，把中国1949年之前看得特别好，认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一下子进入黑暗年代。但张爱玲把1949年之前的中国写得很黑暗，所以美国主流的意识形态不能接受这件事。这是《雷峰塔》、《易经》不能出版的主要原因。
其次一个原因，这两本书的英文和中文我都看了，书里基本没有情节。张爱玲就是用写《红楼梦》的那种写法来写的这两本书。同样，《红楼梦》译成英文也没有那么多的读者，因为这里面连人名都记不住。外国人要看情节变化很大的东西。写这种琐碎的家庭生活，他不知道你写的是什么事。这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时代的悲剧，当时的美国人对中国认识太简单，太黑白分明。张爱玲没有按照美国的意识形态来写，最后碰了壁。第二层是，张爱玲用了一种类似《红楼梦》的写法，来写她的家族的生活，这个写法是美国人没法接受的。两样都不能满足，为什么要给你出版。比如林语堂的书，为什么外国愿意出，是因为情节起伏跌宕，人物的悲欢离合很鲜明。
张爱玲在创作上有一个误区。她在50年代把《秧歌》寄给胡适的时候，附了一封信，问他有没有一点“平淡而近自然”的意思。胡适说有，太好了。平淡而近自然，是当年鲁迅谈《海上花列传》的话。张爱玲的审美趣味已经不是她40年代的趣味了。她到了《海上花列传》那个阶段了。没有什么情节，这是《海上花列传》的好处，但明白这个好处需要有个准备，读者要够一定的水平。《海上花列传》的问题不全在它的苏州对白，而是它的写法太超前了。张爱玲后来把《海上花列传》改成白话文，也没有因此获得设想中那么广泛的读者。读这样一本书，读者需要做精神、精力上，各种品味上、趣味上的准备。张爱玲自己在当时已经变成这样一个作家了。使得她拿这个口味来写给美国人的东西，美国人没法看。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怨女》和《金锁记》的关系是怎样的？
止庵：《怨女》和《金锁记》有很大不一样。区别是，张爱玲在写《怨女》的时候，文学趣味跟写《金锁记》时不一样。张爱玲在早期，写《金锁记》、《倾城之恋》这些作品的时候，对人生看得很激烈。所以才有曹七巧的精明狠毒，才有白流苏聪明绝顶，才有《茉莉香片》、《心经》中的畸形的心理。这都是她的早期作品。认识胡兰成之后，写的《桂花蒸！阿小悲秋》、《留情》、《鸿鸾禧》，这几篇故事其实都是没有结论的。原来很激烈的东西变得很苍凉，对人生的事情说不清了。张爱玲认识胡兰成以前认为什么事都能说得清，什么都能写到极致。后来基本上话说半句。特别是《留情》，到底淳于敦凤跟米先生是怎么回事、米先生跟前妻是怎么回事，这些谁也说不清楚，只能那么活，相依为命，妥协的东西占很多。这说明当时张爱玲对人生的认识深了一步。大概是《传奇（增订本）》跟《传奇》的那个差别。她是1944年初认识胡兰成的。那之后写的东西，跟之前有区别。
再接着说《金锁记》和《怨女》。《怨女》整个没有那么激烈。《金锁记》里面曹七巧跟这一家人的关系，就是一个拿命换钱的关系。很激烈。《金锁记》里最主要的几个情节，第一个是分家，《怨女》没有；后半截姜长安、姜长白的故事，《怨女》都没有。《怨女》只有《金锁记》的前半部分。曹七巧的故事里，娘家来了个人，提到她原来有个情人时候的事，她是卖麻油的，有人老来买。《怨女》把这个故事扩展了。《怨女》是从《金锁记》里长出来的一个故事。不能说《怨女》就是《金锁记》。但是《半生缘》就是《十八春》，只是删了个结尾。《怨女》中甚至金锁都不存在了。所以我觉得严格来说就是不同的两本书。
三联生活周刊：《怨女》在张爱玲创作史上的地位是怎样的？
止庵：《怨女》对张爱玲非常重要，在她整个创作史上都是重要的。张爱玲在从中文写作转为英文写作以后，写《怨女》之前都还在用英文写作。她先是用英文写了《北地胭脂》，但是《北地胭脂》也没有获得成功，她就把《北地胭脂》译成中文，就是《怨女》。《怨女》又是一个没有什么情节的故事。但是这本书使她重新回到中文创作。张爱玲晚期的生涯，前面只有一篇《五四遗事》，那个篇幅不大，真正的重回中文写作应该从《怨女》开始。然后就是《小团圆》、《色·戒》，之后再到《同学少年都不贱》。
在70年代的时候，张爱玲的《短篇小说集》，就是原来的《传奇》，还有《流言》、《秧歌》、《怨女》、《半生缘》，这些作品陆续被皇冠出版。张爱玲和皇冠的关系是张爱玲重新开始中文创作后一个最重要的事。如果没有这个出版社，只要你写东西我就给你出，她大概还是写英文吧。那时台湾也出现了一堆“张迷”，她在台湾获得了很好的评价，有追随者。夏志清《现代文学史》也是60年代初的作品。这使得张爱玲重新回到华语文学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