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暇怡情”
乾隆九年（1744）二月初十，乾隆的一道上谕拉开了此后绵延70余年、参与者多达31人的《石渠宝笈》初、续、三编的编纂之幕。这部以清宫收藏为基础的大型书画著录，共计收录从魏晋至清初的1.2万多件书画珍品，堪称中国书画著录史上集大成者的巨著。所谓“石渠”，典出《汉书》，本指西汉皇家藏书馆——石渠阁。
“朕于清？之余，偶一批阅，悦心研虑，左图右吏，古人岂其远哉？”上谕的最后一句话，似乎说出了《石渠宝笈》的编纂缘由，不外乎供皇帝本人欣赏。但另一方面，经历顺康雍三朝积累，乾隆内府的书画收藏已达顶峰，这一年又恰逢清朝入关100年，《石渠宝笈》的编纂便不仅是悬夸博古，实为彰显其文治武功。
在此之前，乾隆已敕令臣工编纂专载释道书画的《秘殿珠林》初编。《石渠宝笈》初编始于乾隆九年二月，成于乾隆十年十月，共有张照、董邦达等11人参与。乾隆五十六年（1791）正月到乾隆五十八年夏至，续编由王杰、董诰等10人编纂而成。嘉庆二十年（1815），嘉庆继承父亲遗志，将2000多件新增书画编入三编。这些作品，一方面来自新进宫的私人收藏，还有不少搜罗自废弃不用的行宫别苑。编纂队伍由英和、黄钺等10人组成。
《石渠宝笈》的编纂者除章嘉胡土克图外，其余均为进士出身，这些人多以词林起家，并已出任高官，兼具书画与鉴赏才华，有的本身就是有名的藏家，比如张照、张若霭、董邦达、英和、黄钺等人，有的还长于书画理论，甚至出有书画碑帖方面的专著，比如张照的《天瓶斋书画题跋》，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与《石渠随笔》，沈初的《西清笔记》，以及胡敬的《西清札记》等。他们中间有17人的作品入选《石渠宝笈》，其中如张照、励宗万、张若霭、陈邦彦、董邦达这样的书画特出者，作品遍及《石渠宝笈》初、续、三编。
能够入选初编、续编编纂者之列的书家与画家，正如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杨丹霞所说，都是深受乾隆皇帝喜欢的一派。某种程度上，理解他们的创作，便足以了解乾隆的艺术趣味及其一朝的所谓艺术正统。而论及影响之远，受誉之隆，31人中莫过于奠立乾隆一朝官样书风、为乾隆主要代笔者的书法家张照，还有被称为“三董相承、画家正轨”的山水画大家董邦达。
官样书风
张照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的进士，参与《石渠宝笈》初编的编纂工作时，已是53岁的三朝重臣。在雍正十三年（1735）之前，他的官宦生涯非常顺利，进士高中后，从庶吉士、侍讲学士、刑部侍郎、左都御史，一路迁至刑部尚书。1735年5月，他被任命为抚定苗疆大臣后，由于平定无功，更涉挟私弹劾，被夺职下狱，乾隆元年（1736）廷议当斩。乾隆怜其才华，将他特赦出狱，随后更让他步步官复原职。
张照是个艺术全才，能诗善画，通晓音律，精通鉴赏，甚至还编过杂剧，当然，他最擅长的还是书法。康雍乾三朝都很推重晚明书法家董其昌，时风所及，张照早年在其舅舅、书法家王鸿绪的指引下，从临摹“用笔清淡、结体内敛、章法虚空”的董其昌入手。后来又学米芾、赵孟頫，逐渐成为擅长行楷、自具面目的书法大家，颇负时名。其楷书秀媚婉丽，平正圆润，是清代“馆阁体”的代表。
也正因此，张照成为乾隆的主要代笔者与艺术合作者。2015年9月，在故宫博物院的“石渠宝笈书画特展”上，在乾隆御题的许多书画后面，都有张照奉命撰写的题跋与题诗。同时展出的还有他被录入《石渠宝笈》三编的《临王献之帖卷》，看起来意兴飞扬，别有一番天真之味。据统计，张照的作品入选《石渠宝笈》著录的有167件之多。
乾隆十年正月，在编纂《石渠宝笈》初编十几个月后，张照在奔父丧途中因病去世。乾隆四十四年（1779），在张照去世34年后，乾隆念及旧日臣工，将他与梁诗正、汪由敦、钱陈群、沈德潜称为“五词臣”，并写诗纪念：“书有米之雄，而无米之略，复有董之整，而无董之弱，羲之后一个，舍照谁能若，即今观其迹，宛似成于作，精神贯注深，非人所能学。”乾隆对这位书家的喜爱超乎寻常，以至于后世一些论者颇有不满，称皇帝对张照书法的偏好，正如“欲一手掩尽天下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