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即使在当时，尽管时名盛大，人们对张照书法的评价却并不一致。《石渠宝笈》续编的编纂者之一阮元在《石渠随笔》中便称张照尽管为本朝一大家，功力可佩，但竟不能脱俗。诟病之处，仍在其书法的过于圆熟和缺乏气韵。另一方面，不难想见，当张照的书法一纸风行，处处见于各种敕书诏令以及士子笔端时，不俗亦难。
不论怎样，张照终以奠立一朝书风名世，正如启功在《论述绝句》中所做的分析：“有清八法，康、雍时初尚董派，乃沿晚明物论也。张照崛兴，以颜米植基，泽以董赵，遂成乾隆一朝官样书风。盖其政成财阜，发于文艺，但贵四平八稳。而成法之中，又必微存变化之致，始不流为印版排算之死模样。”
画家正轨
巧合的是，同为《石渠宝笈》初编纂者的董邦达，在年轻时便受到张照的欣赏与提携，随后两人共侍内廷，分别成为最受乾隆喜爱的当朝书家与画家。
董邦达是雍正十一年（1733）的进士，在乾隆二年（1737）授编修，后来官至礼部尚书。与张照类似，董邦达的艺术造诣也很全面，长于诗歌，书画俱精，尤以墨笔山水画见长。比张照幸运的是，他宦途顺利，并未经历太多起伏。
有意思的是，董邦达的儿子董诰也是书画名家，父子俩合称“大小董”。董诰累官至东阁大学士、太子太傅，还是《石渠宝笈》续编的纂者，与父亲比起来，他的画风更趋工稳严谨。两人都是名臣与书画名家，于艺术、政治二途各有名重，一般来说，人们更愿把“大董”的身份排序为名画家、书法家、名臣，“小董”的排序则为名臣、书画家。
董邦达的山水画远取五代董源、巨然还有元人黄公望，近学明人董其昌，善用枯笔，“勾勒皴擦，多具逸致”。据杨丹霞统计，《石渠宝笈》收录董邦达的作品多达202件（不含合作），可惜多数已然散佚。他传世的画作多为水墨山水，设色山水一般也喜欢用“浅绛色”，青绿着色的山水则流传甚少。学者邱雯曾经分析，与董源山水擅绘南京一带的浑厚华滋、董其昌山水表现上海松江一带的清润宁和，浙江富阳人董邦达更喜欢描绘浙江富阳、杭州一带的秀美景致，他称得上绘画史上描摹西湖最多的画家，多数作品都与西湖一带的湖光山色有关。录入《石渠宝笈》续编的《西湖四十景》在系列作品中最有名气，该图共分4册40幅，每幅尺寸均为“纵九寸八分，横九寸五分”，全面细致地描绘了西湖诸景。
乾隆对董邦达的山水画推崇备至，称其繁简皆佳，运转自如，曾写诗将其与南宗大师董源、董其昌并驾齐驱：“吾于达也无间然，丰不觉繁俭不欠。前称北苑（董源）后香光（董其昌），艺林都被卿家占。”
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集齐晋代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贴》与王珣的《伯远帖》，设立“三希堂”，并令董邦达绘制《三希堂记意图》，这也是乾隆第一个书斋名号图。乾隆喜欢让自己最欣赏的臣工在一些古代巨迹的本幅或副页、尾纸上进行书画创作，“三希堂”三帖之中，除了张若霭奉令在《快雪时晴帖》后作梅花图外，其余两帖后面的山水画作都由董邦达所作。在“《石渠宝笈》书画特展”上，一进武英殿的展厅就可以看到《伯远帖》与其后尾纸上董邦达以“悠游”为意奉命创作的山水，画卷中，在巨石林立怪树旁逸的大江边上，一人邈然远望。
由于深受乾隆厚爱，董邦达在70岁时得乾隆钦赐，可以在紫禁城骑马入朝。三年之后，他以年老多病请辞引归，乾隆不舍其离开，给他放假安心调养，但并不同意他解职。不久，董邦达病逝，乾隆又为其亲撰碑文。
犹如张照所确立的一代书风，继清初王原祁之后，董邦达引领了清朝中期的山水画风，正如《清史稿·董邦达传》所称：“邦达工山水，苍逸古厚。论者谓三董相承，为画家正轨，曰源、其昌、邦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