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身为异邦宗教与后来者，摩尼教基本无法与拜火教，以及基础深厚的佛教抗衡，只能通过借助政治实权统治者的权力而得以局部扩张，《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四”记载，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意即吐火罗地区的支汉那国王前往唐廷表示友好恭顺，并派遣懂得天文学知识的摩尼教法师前往唐朝宫廷提供服务。692年，唐朝收复安西四镇，发兵3万镇守，不仅带来了西域丝绸之路长达百年的稳定通畅局面，也为摩尼教进入中原提供了条件。
《佛祖统纪》卷三十九记载：“延载元年（694），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这里佛教记载者笔下被蔑称为“伪教”的信仰，即摩尼教，《二宗经》则是其基本教义经本。不过，我们可以借此清晰地得知摩尼教正式进入中国的准确年份。在武后称制时期，摩尼教被崇信弥勒教，而对其“光明崇拜”颇有好感的武则天所接受，武周朝廷开始允许其在境内传教。
然而好景不长，开元二十年（732），摩尼教被唐朝政府明令禁止，虽然外来民族不在其列，但其影响力却不可避免地迅速衰减，直至“安史之乱”后期，漠北回鹘可汗率军帮助李唐王室收复洛阳长安时，摩尼教僧睿息抓住时期，说服回鹘牟羽可汗皈依摩尼，稍后，睿息等残留中原的摩尼僧人也被带回漠北，一举将摩尼教变为回鹘汗国的国教。现存于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收藏中，有一件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在吐鲁番发现的绘画残片，描绘了一位主教伸出右手，握住全副戎装、双膝跪地的回鹘可汗双手，周围有武士与僧众环绕，右侧则是自印度教信仰中引入、被摩尼教奉为四明尊的湿婆、梵天、毗湿奴与峨尼沙。学界确信，这一画面正是在描绘了牟羽可汗皈依的场景。
在米公墓志中，记载米公“住于唐国，奉于诏命，遂和而相滋”。说明他是以回鹘使者的身份入住于唐都长安的，在汉文《九姓回鹘可汗碑》中记载，回鹘可汗厚待摩尼教徒，其高级神职人员也得以参与国政，尤其外交事务“无论来朝，去国，非摩尼不能成行”。由此看来，米公的外交使节身份肯定得益于其摩尼教神职身份，而届时回鹘国力大盛，先后出兵帮助李唐王朝剿灭安史叛军，收复两京，后又于西域助战对抗吐蕃，唐王朝不得不厚结于彼，为了维护与回鹘的友好关系，所以对这些摩尼教徒格外重视，充分关照，以至于回鹘与粟特摩尼教徒在两京形成了相当大的势力：768年，唐朝允许摩尼教回鹘居民可以在长安与其他大城市传教，寺院统称“大云光明寺”，“其在京师也，瑶祠云构，甲第棋布，栋宇轮奂，衣冠缟素……蝎蠹上国，百有余年”。在这种背景下，米公得以客居长安，逍遥快活。《回鹘米副侯墓志》记载，米公在长安娶妻，生有四男两女，最终寿终正寝于异国首都，唐政府为他隆重安排了后事，葬之于布政乡静安里，“庚于上地，施设千功”，又“勅京兆府长安、万年两县，官供棺榇、輭□（车），设馔列于街，给仰街事”。
840年，回鹘汗国内乱，劲敌黠戛斯人自西北借机入侵，回鹘汗国崩溃，有十三部南下归附唐朝，正如史学家陈垣所言，回鹘与摩尼教的命运休戚与共，不久唐朝便下令关闭诸州摩尼寺。回鹘另外十五部西迁至天山东部地区，后创建高昌回鹘王国，摩尼教得以在此继续延续了一段时间，20世纪初以来发现的吐鲁番摩尼教文物，大多是9世纪到10世纪，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的遗物。
景教——碑刻后的故事
位于西安市南城墙魁星楼下的碑林博物馆，是本地书法与文史爱好者经常来参观的地方，尤其以第二陈列室最受欢迎，因为其中云集了诸多唐代著名书法名宿与文学大家的手迹，诸如褚遂良的《同州圣教序碑》、欧阳询的《黄甫诞碑》、张旭的《断千字文》以及柳公权的《玄秘塔碑》。这些珍贵碑文的拓片，在博物馆附带的纪念品商店里有售，其价不菲，但依旧供不应求。导游带领游客进入陈列室后，通常只会花费几分钟，略为介绍一下进门后左手边一块字迹已经洇漫的碑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单地介绍它是“基督教于唐代传入中国的证据”，其他再无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