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由于“致远号”直冲敌阵的形象过于深入人心，或许是由于邓世昌的壮烈殉国过于催人泪下，之后几十年间，围绕致远舰的结局和邓世昌的命运产生了诸多真假难辨的传说。丹东当地百姓始终认定，20世纪30年代他们在大鹿岛海域捞起的一具尸骸便是“邓大人”。这具遗体最终被隆重地埋葬在当地一座小山上，1988年又被迁葬，与黄海海战次日收敛的13具阵亡将士遗骸一同并入岛上的“甲午海战无名将士墓”。而清末文人高邕题写在邓世昌照片旁的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则被讹传为光绪帝亲笔所书，流传至今。
文人之笔与大众之口的渲染，在增加了邓世昌传奇色彩的同时，也令对致远舰史实的认知越发复杂离奇。关于最后时刻与邓世昌同沉的那条狗，至少便有三种说法。参加海战的镇远舰帮带（副舰长）、美国人马吉芬（Philo McGiffin）在回忆录中宣称，邓世昌是在游泳求生时，被猛犬扑入水中殉职的。已故历史学家戚其章1956年访问当时依然在世的来远舰水兵陈学海时，则留下了义犬“太阳”（这一名字是否确切至今不详）救主、被邓世昌怀抱同沉的记录。这也是自清末以来，民间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而邓世昌曾侄孙邓浩然在2014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异常肯定地称那条西洋犬在黄海之战前被留在了威海卫基地，根本不曾上舰！
更加扑朔迷离的则是“致远号”最后时刻的航迹与沉没的确切方位。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战后第五天给李鸿章的报告中称，致远舰系“冲锋击沉”，冲向何舰则不明确。这与在“定远号”上亲历战事的德国洋员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的回忆接近。但在9月29日出版的《申报》上，已经出现了渲染致远舰冲撞日军旗舰的描述。而次年英国出版的《布拉西海军年鉴》（Brassey‘s Naval Annual）采信了某些道听途说的消息源，言之凿凿地宣称：致远舰是在冲向日军第一游击队的“吉野号”时，被日舰击中沉没的。由于该年鉴的世界级影响力，“撞击吉野”的说法迅速被各国海军史研究者所采信，甚至影响到了中国记录者的判断。姚锡光在他1897年所做的《东方兵事纪略》中，即对致远舰冲撞“吉野”的细节大加铺陈，直接奠定了其后百年间史学界对“致远”战沉一事的基本论调。而随着1962年电影《甲午风云》的上映，这一情节更是成为不刊之论。
由于将“致远号”最后时刻的航向判定为冲撞位于定远舰后方的“吉野”，而不是指向正面的联合舰队本队，中方资料对致远舰沉没位置的记录长期以来存在严重误差。而日方记录中的故弄玄虚，则令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尽管联合舰队获得了黄海之战的最终胜利，但在战斗过程中，它同样经历了“赤城号”和“西京丸”被围攻、松岛舰遭遇重创、对“定远号”久攻不克等紧张时刻，以至于大部分日舰必须时时留在战场之内，而无暇确认中方战损舰艇的确切沉没位置。但在战后的报告中，各级指挥官都急欲突出本舰战果之辉煌、功劳之大，对击沉中国军舰的细节进行了重新演绎和包装。结果遂使1895年日方汇总的黄海之战记录中，对“致远”、“经远”等4艘沉舰最终位置的标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其中经远舰的沉没坐标更是偏移达数十公里之远。1905年日本海军军令部编撰甲午海战官方战史《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时，曾对10年前的记录做了核准和订正，但又犯下新的错误——将实为致远舰沉没位置的坐标误记为战沉最早的“超勇”舰。如此离奇的误差意味着即使研究者获得了日方的全部记录和资料，也无法以之为凭据寻找甲午沉舰的踪迹。这一误就是百年光阴。
经济账·舆论账
对“致远号”这艘北洋海军传奇名舰，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抱有异常浓厚的兴趣。1988年，辽宁省文化厅曾经筹资，在传统上被认定为致远舰沉没地的大鹿岛海域进行勘测，但以一名潜水员遇难、工程搁浅而告终。到了1996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民间团体“中国艺术研究院企业文化研究所”，与丹东东港市政府挂牌成立了“中国甲午黄海海战致远舰打捞筹备办公室”，通过向企业和民间募集资金的方式启动致远舰探捞工程。1997年春末夏初，交通部上海打捞局派出的船只在大鹿岛周边33.36平方公里的海域内进行了广泛的仪器探测和31次潜水探摸，随后公布了“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艘沉舰的疑似海底坐标。一时间，乐观的气息弥漫在大批关注者当中，有全国政协委员甚至已经设想好了军舰打捞出水后的保存方案，并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