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连续出了5年“一号文件”，9号院的年轻人在90年代后逐渐风流云散，这主要是哪些历史原因？
文贯中：90年代早期，中央注意力转到城市改革，是怎样把通货膨胀搞下来、国营企业要怎样改制。直到90年代后期，李昌平轰动一时的给总理的一封信，揭露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底下乱搞收费、农民负担重，“三农”问题才重新引起重视，也才有后来温家宝总理主政时期把农业税取消等一系列改革。
三联生活周刊：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这段时间，杜老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哪里？
文贯中：1988年我从美国回来，收集博士论文材料，当时杜老和好几个学生在搞各种农业制度试验区。那时有几个不同的农业制度，遵义湄潭县、苏南、平度等。平度是试验了两田制（责任田和口粮田），他们想把责任田搞活，只给有效率的农民，没有效率的农民就没资格承包。但是这也搞不下去，因为土地是集体所有的，农民会问，既然如此，我作为集体的一员为什么不给我责任田？所以改革仍然没有彻底。
1987年的时候，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约翰逊教授来到北京见了杜老，他打算在山东邹平县建立一个“包产到户”的观察站，我和林毅夫作为翻译陪同。杜老提到他已经在搞各种试验了。但约翰逊跟他说这样的土地制度还是会有各种问题的。
那时“包产到户”已经暴露出局限性了，因为承包合同也就几年，就要根据村里人口的变化调整各户的土地，这是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民均分土地的天然权利，却使农民无法具有长期概念；第二，农业的真正出路是把大量农民转移出去，转移出去的农民其土地以什么形式供留下的农民使用呢？是卖吗？对于不愿意转移的农民，你对他是什么政策呢？这些问题都要想下去。那时全国还出现一个粮食突然减产的问题，由于1984年特大丰收，粮食富余后粮价大跌，农民卖粮难。所以小农经济有先天的缺点，如何逐渐扩大规模，就涉及土地流转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你当时是从美国回来的一个学生，对于那几个试验区你当时持怎样看法？
文贯中：1987年，借着约翰逊教授来华考察的机会，我去了苏南，那里主打规模经济。那里搞农业大户，一人可承包几百亩，很宏伟。当地乡镇企业发展得好，就统包了化肥和种子的费用，但这不是一个内生的东西。后来又去了周其仁和刘守英蹲点的贵州湄潭，那思路是最接近土地私有的，因为土地永远不再重分了，所谓“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
我们蹲点半个月后，我自己认为要有后续的配套措施，要允许农民尽速转移到城市，土地要允许私有，允许自由买卖，不然人走了却不放弃土地这个根，能干的农民还是不能扩大经营规模。那时住在县招待所，每天晚上跟周其仁讨论得很激烈。我说，只要农民转移不出去，土地又实行类似私有化，肯定造成两极分化。
三联生活周刊：你跟杜老的交往是怎样的？
文贯中：我在1987年之前跟他没有直接打过交道。1988年我在湄潭蹲点后，本來是要回美国的，但被邀请去了遵义参加一次内部会议。我当然很欣喜，那个是高层会议，不向学术界开放的。到了遵义，时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朱厚泽又突然来到我的房间，鼓励我在会上发言，并说要畅所欲言。
后来我猜想，朱厚泽作为杜老的副手，邀请我上台发言，可能是杜老的意思。而且，我们在湄潭时，县委书记经常晚上来我们住的县委招待所，睁大眼睛听我们争论，坐一会儿又悄悄走开，估计他也会报告上去。
到了2008年，我正好又去贵州调研。从贵州回来后见到杜老，他已经失聪，于是我写他讲。我说“包产到户”没有再向前走一步，所以农民没有恒心，经不起考验，连田埂也不好好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产权没有保障。杜老亲口对我说了一句话我终身难忘，他说很后悔当初搞包产到户时，没有临门一脚，索性把地权给了农民，而导致90年代后“三农”问题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