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明四家藏品本来非常有限，主要来自何澄、庞元济、过云楼顾家等后人的捐赠。由于战乱，苏州大藏家如吴湖帆等都移居上海，解放后，他们的部分藏品进入了上海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苏州博物馆“明四家”系列展项目负责人谢晓婷向我解释其中的缘由。
关于仇英的人生轨迹，清人张潮的《虞初新志》称“其初为漆工，兼为人彩绘栋宇，后徙而业画”。清代吴升的《大观录》卷二十述：“仇英天资秀异，初学画即见器于文太史父子，为之延誉。槜李项子京收藏甲天下，馆饩十余年，历代名迹资其浸灌，遂与沈、唐、文称四大家。”
上面短短的几行字，几乎就是仇英一生的传记了：起初在苏州阊门的漆作坊当彩绘漆工谋生，因为出色的画艺受到文徵明父子的器重，被周臣收为徒弟。后来，他有机会客居嘉兴著名收藏家项元汴家中，临摹项家丰富的藏品，遍观前代名家名迹，画艺精进，成为明代技艺超群的大画家。
项元汴在嘉兴经营当铺，他的书斋“天籁阁”中收藏了大量的名画与名帖，仇英在那里寄住的时间最久。根据《无声诗史》记载，仇英临摹了所有他能找得到的唐宋作品，并且将它们做成“稿本”，再运用到他的绘画成品中。这一次，苏州博物馆特意把三间展厅分别命名为琴书堂、天籁阁和玄赏斋，除了天籁阁之外，琴书堂是清初收藏家耿昭忠的书斋名，而玄赏斋是董其昌的书斋名。
“琴书堂”展厅的中间位置，醒目地高挂着上海博物馆藏的绢本设色《剑阁图》，大概3米长、1米宽。李白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剑阁是蜀道上最雄险之处。图中险峰如剑刺天，远处是皑皑的雪崖雪峰，近处山峦辉映。近景道上一群旅人下马暂歇，上方一队人马正愈行愈远。整幅画给人壮美、雄奇、激越之感，是仇英难得的巨制。
《剑阁图》作为唐以后著名的山水行旅题材，据说从唐王维、宋郭熙、元王蒙到明沈周等都画过这一题材。仇英的这幅《剑阁图》流传有序，曾经被康熙第十三子胤祥、道光江南河道总督麟庆收藏，后来流入琉璃厂。1953年12月，由鉴藏家丁惠康转让给上海博物馆。
青绿山水
“明四家”中，沈周、文徵明、唐寅都是诗、书、画兼长的人物，画上通常都有题诗或跋语。仇英因少年时代没有受过诗书礼仪陶养，画后多为“穷款”，只落个款、盖个图章。就像方熏在《山静居画论》中评论：“仇实父以不能文，在三公间少逊一筹。然天赋不凡，六法深诣，用意之作，实可夺伯驹、龙眠之席。”
仇英能跻身于“明四家”，应该与文徵明一开始对他的“极相推服”以及祝允明、唐寅等人的欣赏密切相关。文徵明认为仇的画“精细工雅，深得松年、千里二公神髓，诚当代绝技也”。他比仇英年长30岁，两人亦师亦友，有不少书画合作传世，比如正德十五年（1520）合作的《摹李公麟莲社图》。仇英的《子虚上林图》上，有文徵明小楷书写《子虚》、《上林》两赋。
这次特展上，也能频繁见到文氏父子的墨迹：上海博物馆藏的《倪瓒像》拖尾有文徵明的手书，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职贡图》上有文徵明的题跋。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藏的《赵孟頫写经换茶图》上是文徵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的小楷《心经》，另有文彭、文嘉等人的题跋，为仇英的画作增添了文人雅韵。
事实上，最早提出“吴门画派”这一称谓的是晚明董其昌，他把沈周视为肇始人，并阐述了其中的渊源关系。以山水画为例，明初山水画家大都继承南宋院体画的传统，得其青绿工整者发展为“院派”，接其水墨苍劲者发展为“浙派”，院派设色艳丽，浙派墨色浓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