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季氏篇》云：“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孔子这个春秋时人的政治道德观念，大略如此。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姬宜臼得晋文侯与郑武公之助，迁都雒邑，延续周之法统；然天子自此亦沦为诸侯之附庸，礼乐征伐，无不出于诸侯之霸者，形成“春秋无义战”的纷乱局面。但其时号为“五霸”的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楚庄王与秦穆公，依旧维持了“行方伯之职，会诸侯，朝天子”的基本政治伦理，虽有多欲、奢侈的小节之过，犹不失人臣之义。故春秋300年，虽有“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乱象，大国诸侯犹能执周文之礼，尊王攘夷，稍怀求仁之心，“十世希不失矣”。
周礼的残金缺玉，在春秋初年仍得维系，关键在于井田制之存续。其时以方里为一井，900亩井田中，领主只取百亩公田，其余由农民各自耕耘，亦须助耕公田；而领主同时还负担政治、军事和教化义务，彼此间形成一种亲密的共同体，相依为命，矛盾亦不甚突出。但伴随人口之增长、耕具之进步与水利灌溉事业的发达，格局狭小的井田制难以延续，于是自前546年起，鲁国始行“初税亩”之法，不论土地归属，仅按收成抽税。由是，众人皆只尽力于私田，遂使公田废弃，继而又促成土地之买卖流转。以公卿、大夫、庶民亲密地纠结于一体为表征的封建贵族政治，乃日益失却根基。旧贵族既失其采邑，过去由彼辈独占的政治话语权，自也受到新兴势力的挑战。前514年，晋国新兴的军功贵族“六卿家”赵氏、韩氏、魏氏、智氏、范氏、中行氏尽灭旧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为10县，各令其子为大夫，形成郡县制的雏形。在此制度下，郡县政令受制于中央，郡县守的任免视乎政绩，君权逐渐摆脱了“亲亲贵贵”传统关系的束缚，再无周礼下温情脉脉的意味。而旧公族的衰落，亦促成了军功食禄阶层、自由经商者与游士的兴起。故游士纵横，百家争鸣，实始于战国。
社会学家赵鼎新将新阶层的兴起称为“二级封建化”，它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诸侯国君把新占领的土地赐授给立下战功的军事将领，换言之，授地封爵不由血统出身，而由功绩决定；二是扶植和赐授新的公族，如鲁国之“三桓”，从而为孔子所预见的“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局面创造了可能。而二级封建化程度最高的晋，恰恰在公元前403年开启了由韩、赵、魏三家大夫裂土分疆，各自成为独立的诸侯国的局面。这三个新国家（通常合称为“三晋”）为了避免重蹈晋的覆辙，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在自己控制的领土上推行非世袭化的、以郡县制为中心的官僚体制，并在土地所有制、税收和法令上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嗣后随着诸侯战争的扩大化，又是在三晋中的魏最早出现了以变法求富强，由封建政体向中央集权的科层制国家转型的趋势。
诸子学说的兴起与新型贵族政治家的出现，尤其能够反映此际的时代面貌。春秋时代，学术尚为贵族阶层所特有，宗教、政治、学术三者保持着最亲密的联络；贵族封建既以宗法为基础，则在学术层面也必传达一种“敬天法祖”的意味。以孔子为例，其政治学说即带有对“义理之天”的体悟和模仿，重客观、重应然。《大学》谓“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换言之，国家须施行合乎自然法的治理，以包含德性的制度吸引人民，方能走向富裕与繁荣。但随着王官之学在春秋末年的流散与分化，墨、法、农、阴阳、纵横各家在民间接续出现，其内核早已脱离了客观意味，而更具备主观色彩与实用化倾向。
战国既以“战”名，军国主义自是整个时代的主题；如何聚敛人力、物力与财富，将之用于征伐，遂成为大小诸侯一致关心的焦点。魏惠王问孟子“何以利吾国”，又问人口、领土诸事，显得操切不已。秦孝公初见商鞅，对帝王之道昏昏欲睡，唯一闻霸道，便“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赵武灵王更是不惜悖逆旧礼制中最重要的衣冠一项，改着胡服、习骑射，可见其聪明才智全在军国实务，而无暇做孔子式的修身。
这种实用主义倾向，固然失于粗鄙，亦有其直率的可爱和血气。言及财富与实利毫无羞赧之色，对儒士的劝诫亦敢公然拒斥，好勇、好货、好色，毫无掩饰。并称四公子的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及其门徒食客，无一不具备此种单纯明快的情调。信陵君窃符救赵，侯生不惜以死相谢，可谓披肝沥胆；毛遂一介布衣，亦敢自荐其身、对楚考烈王口吐锋芒，缔成两国盟约；孟尝君尽蓄鸡鸣狗盗之徒，不以为耻，过某地为人所笑，即令门客屠尽当地之人，直来直往、睚眦必报。而刺客游侠事迹，尤以此际为盛。人人皆具备充分的意志自由，人人皆乐于展现生命最本真的活力，即荀子所谓“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
若自个人出身观之，百家之士亦极显五花八门、不拘一格的色彩。如商鞅、乐毅为贵公子及宦门所出，吴起、吕不韦家有浮财，张仪、范雎为贫士，申不害、赵奢为贱臣下吏，多非天潢贵胄。然能以其才具货与诸侯，借由富国强兵实现个人之野心与抱负。国家亦如个人，忽而兴、忽而衰，比拼富源，兵戈相向。此即新儒家牟宗三所言的“纯物量之精神”。韩非子说得更是露骨——所谓儒者，不过是“五蠹”之一，夸夸其谈，于事无补；“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换言之，须全然抛却“敬天法祖”的旧礼，树立纯物量的法家精神。而战国纷争究以最崇法家的秦的胜出而告终，似乎也印证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但秦帝国竟以两世而亡，几未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精神遗产，则又映射出百家争鸣热闹光景背后的缺陷。自汉以降，历代帝王无不鼓吹尊儒尚法、儒表法里，意在以儒学之客观规诫百家之恣肆，即是对战国争鸣的远程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