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秦之缺乏周礼的文教熏陶，同时又无世家公卿阻挡晋身之阶，对全民战争兴起后自三晋出逃的各方游士而言，这实在是博取功名的绝佳去处。东方游士如商鞅、尉缭、张仪、范雎、魏冉、李斯等相继见用，创出一番功业。孝公用商鞅，惠王用张仪，武王用樗里疾、甘茂，昭襄王用范雎、蔡泽，庄襄王用吕不韦，秦始皇用李斯，“非幸也，数也”（荀子语）。游士携来的新法，辅以军事民族诚朴务实的天性，遂成一新文明系统。
不仅如此，地理形势之特殊亦不可不提。由于地处西部，秦之领土在海拔上要高于山东诸国，而秦国境内所有的主要河流均与由西向东的渭河相连。借助水系之利，秦能够快速地将军队和补给品运至东方的战区。反过来，中原诸国尤其是魏国若想入侵秦之腹地，不仅要攻击坚固的函谷关，还须逆流西上进行补给，很难维持长期的进攻姿态。崤函之固阻挡了三晋国家的锋芒，秦岭这道天然屏障则阻挡了南来之敌；待到收服巴蜀、将楚逐出两湖，秦实际上已经可以确保本土的绝对安全。而关东诸国尤其是三晋国家几乎都在两条以上的战线面临被侵略的危险，无论积累财富、人力还是发动进攻都不似秦一般自如，于是胜败之分乃成定数。
魏之变法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西侵，同样对秦起到了良性的刺激作用。以重法治、务耕战为固有特色的秦式军国主义，在全民战争的挑战面前亦感吃力；但魏之野心过大，终不能尽取河西之地，更不得威胁秦之腹地。于是孝公始能虚席以待商鞅，习魏之律令，加以改造，两颁新法。其后秦之军事动作，也与山东诸国之“合纵”高度同步：一俟对方联盟瓦解，立即主动出击、杀伤其人力财力，亦用张仪之类策士行“连横”之术，以孤立主要目标并加以集中打击。如此彼退一寸、我进一尺，久而久之，二周吞而诸侯亡矣。
秦所以能亡六国，正在于其最好地契合了“尽物量之精神”的时代风气；然秦制之早早倾颓，同样缘于此。战国兵争时代，以军功代贵族，立严刑峻法，犹有可容忍之处。及至天下统一，政治渐上文治轨道，秦依然不改恣意役使民众之举。五岭戍50万人，长城戍30万，阿房役70万，皆为苦役；又有“七科谪”、“闾左戍”之类滥刑。而完全基于主观之君主专制，外刻而内薄，缺乏自省，不能给士民以理性上之启发，只能激民而不能兴民。法纪虽堪称严明，却无儒家的天然道德尺度，只是一种纯粹工具性存在，于是不可避免将走向堕落。故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过百余年间事而已。
（参考文献：《历史哲学》，牟宗三著；《国史大纲》，钱穆著；《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赵鼎新著；《秦史稿》，林剑鸣著；《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谭其骧主编；《史记》，司马迁著；《资治通鉴》，司马光著；《战国策》，刘向编；《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日]平势隆郎著）
文 刘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