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高级干部范仲淹的母亲就是个寡妇，丈夫新丧不久，她拾掇拾掇东西就改嫁了。街面上风平浪静，没有谁说三道四，那个再嫁的寡妇也没招谁的白眼。一到理学家程颐那里，完全变了。男人娶一百房小老婆都理直气壮;女人一旦守寡，就倒了大霉，不敢再嫁——也嫁不出去，后半生的幸福幻想算彻底绝望了。有人当面问程颐：“寡妇孤苦无依，能不能再嫁?”回答果断而冷漠：“绝对不能!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简直是个文雅的刽子手!
朱程理学，一贯是声明狼籍。程颐那样的倔老头子，蹲在书房里研究他的唯心哲学也就算了，何必还倚老卖老充当全社会的老师呢?他们拽出一根又一根道德的绑绳，捆绑饮食男女，甚至连未谙世事的孩子也不放过。在程颐眼里，人这一辈子就该板着脸、正正经经地过日子，什么功名富贵，什么七情六欲，都是不务正业;想变成孔孟那样的圣人被千秋万代供奉吗?那就乖乖地听老夫指派吧，只有清心寡欲、正襟危坐、日夜苦修，才能升作“人上人”。儒家仅存的一点生机与活力，在程颐这种人手上被断送得一干二净。
程颐对普通人刻薄，对皇帝也不例外。1085年，北宋第七代皇帝赵煦刚刚10岁，还是个奶腥味儿十足的小孩子，有一天，课间休息时，赵煦兴高采烈地折了一根柳树条儿来玩耍，程颐随即虎起脸，劝诫道：“春天时节，万物生长，不应该随便攀摘。那会伤害天地和气。”这番话当然很扫小皇帝的兴致，他气得浑身颤抖，愤然把柳枝扔在地上。苏东坡对此极为反感，指责程颐“斫丧人性”;司马光也站在苏东坡一边帮腔说：“使皇帝不愿意跟儒家接近的，正是程颐这种人。”
程颐臭了，他那套“紧箍咒”却勒进了历史的肌肉深处。整个社会都按照朱程理学的引导，中规中矩，不苟言笑。男欢女爱由公开转为地下，由天经地义变成背经叛道。那个时代之后，中国的少男少女蔫了，他们悄悄地眉来眼去、暗送秋波，扭曲求生的爱情故事或者骑在深夜的粉墙上，或者藏在花园的树丛里;有小丫鬟“拉皮条”的，也有媒婆子穿针引线的……
本来，中国人并不回避性爱，连孔子删改《诗经》都留着开篇的“关关雎鸠”，不想，后人迂腐，偏要杜撰许多圣人的格言，借题发挥，结果弄得男男女女，几千年不方便。成群的咒语迫使健美、明快的性爱时代躲进历史大幕。程颐之流要的就是举国上下乖乖地上缴健康的性能力，甚至性想像力。呵呵，精神都被阉割过，就不会出现公子跳墙、小姐私奔的丑事喽。可惜，这些老家伙的手段还不够绝，男欢女爱是老天爷赐予的功能，无法篡改。
明朝人瞿佑的《剪灯新话·绿衣人传》被同时代的周朝俊改编为传奇剧本《红梅记》，南宋重臣贾似道有位年轻美丽的侍妾叫做李慧娘，在邂逅书生裴禹时，“美哉少年”的赞美脱口而出。就这么一句话，贾似道冒酸水儿了，随即把李慧娘处决。在朱程理学盛行的年代，少女仍然敢于涨着胆子赞美青春，哪怕属于自己的只有华丽的枷锁和黄金的牢笼。至于公子跳墙幽会、小姐私奔殉情的故事，在笔记野史里到处都是。
代表元杂剧最高成就的一部戏是王实甫的《西厢记》，大家闺秀崔莺莺与穷书生张珙彼此心有所属后，又经过“隔墙酬韵”、“佛寺闹斋”的考验，爱情的种子播下去了。
俗话说：“闻到狗肉香，神仙也跳墙”，这回跳墙的是千金小姐，崔莺莺内心抱怨说：“俺娘也没意思，这些时直恁般提防着人;小梅香伏侍得勤，老夫人拘系得紧，则怕俺女孩儿折了气分。”她迫不及待的约会张珙，一切障碍都成了眼中钉、肉中刺，包括她“口不应心的老娘”。
就要情，就要爱，小姐丫鬟也疯狂，谁管得了啊?让那些朱程之流——“文雅的刽子手们”咬牙切齿去吧!饮食男女，永远无法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