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北京有四大凶宅之说。四大凶宅的地点众说不一，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二龙坑的郑王府，汪家胡同的京津保军警缉查处，南兵马司的警察总监公馆，小石桥胡同的京师警察教练所。
其实清末民初之际，北京城中的“凶宅”甚多，远不止四处。所谓凶宅都有两大共性：一是院落大、房屋多、长期无人住；二是凶宅的成因都和“庚子之难”（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有关。
郑王府是北京公认的“凶宅”。王府变成凶宅的直接原因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郑王府的所在地二龙坑是侵略者的屠场，“尸积如山，流水为赤”。《辛丑条约》签订后，侵略军退出了北京城，可是市民们对二龙坑还是望而生畏。
南兵马司、汪家胡同、小石桥胡同的三座凶宅原来都是显贵勋戚们的府邸。“庚子之变”时或是合家遇难，或是全家殉节。于是房屋由官方接管，成为空置起来的凶宅。民国元年北洋新贵纷纷进入北京，袁世凯就把空置多年的“凶宅”分配给新朝的文武人员当私邸。
凶宅闲弃了十几年没有人居住，庭院中野草丛生，便成了“四大仙”的府第。所谓四大仙就是狐狸、黄鼠狼、蛇、刺猬，由于它们都在夜间活动觅食，又都敢在城区“市居”，所以老北京的居民对这四种动物有一种神秘感，认为它们在人间修行，目的是成仙。
凶宅由官方接管后，往往仍委托原来的仆人进行看管。北洋新贵住进“凶宅”后，对于看管凶宅的“义仆”大都继续留用。可是“义仆”对新主并没有多大好感，对旧主还是难以忘情，目睹老宅易主，颇不胜感慨。而且老主人的形象，特别是凶死时的惨相总也排拨不散。侍奉新主之后这种感情变得更加强烈，久而久之也就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旧主人之魂灵仍然生活在老宅之中。所以也就有意无意地对宅中之“凶”进行渲染，用以寄托对旧主的感怀，同时也是对新主的“示威”。
山东巡警道吴炳湘奉调进京任警察总监后，袁世凯把南兵马司的一所官宅分配给他当私宅。吴氏把这座空闲了十几年的深宅大院粉刷收拾后，全家就搬了进去。
乔迁之喜不久，吴炳湘的夫人滕氏忽患白喉身亡。女仆闹“太太附体”，拉着小姐的手又哭又闹。姑老爷闻讯赶到，女仆立刻恢复了常态。论者曰：姑老爷是位骑兵上校，军装本就辟邪。再加上年轻气盛，阳气方刚……其实是女仆有意闹事，见姑老爷闯进来后不由吃了一惊，而且姑老爷进屋时的样子也着实吓人，勃朗宁手枪握在手里，身后还跟着两个亮着盒子炮的马弁，早吓得女仆再也顾不上装神弄鬼了。
更夫在打更之时，总长呼“去……”侄少爷尚未入睡，于是开门喝道：“你瞎叫唤什么？”更夫回答说：“有许多小魔在我腿前挡路，不轰就迈不开腿。”侄少爷是日本警官学校的毕业生，学成归国后任京师警务缉查，是个洋派人物，当然不信邪，于是说：“魔在哪，你指给我看。”更夫说：“您一出屋，魔就向后花园去了。”
侄少爷大怒说：“你带我到后花园找去，找不到魔唯你是问。”更夫把侄少爷带到后花园，侄少爷果然发现花草丛中有个一尺多高的影子在活动。于是拔出左轮手枪射击，枪响后一宅皆惊，纷纷点灯寻找，发现被击毙者是一只一尺多高的大刺猬。众人见后都很惊恐，认为侄少爷伤了修行有道的“灵性”。
侄少爷气恼之下命令在外宅住勤的警士夜间进入内宅，和更夫一起打更。挎盒子炮的警士也说这个院子不干净，到处都是鬼鬼怪怪，只有总监住的房子四面什么也看不见，因为总监官运盛，什么都镇得住，不敢近前。
侄少爷追问警士：“到底看见了什么？”警士说：“看见小黑影子钻到后院的水井里，而且天天如此。”侄少爷下令警士全员出动，把井水淘干，水井里发现了几具白骨。这位受过西式教育的警官也发毛了，忙命警士将白骨打捞出来安葬到城外，气恼之下向井中扔了两枚手榴弹，镇邪驱鬼，填井大吉。
南兵马司胡同的吴公馆是座凶宅的消息不胫而走，京兆尹张广建闻之也劝吴炳湘搬家。于是堂堂警察总监也只好搬家，“凶宅”又空了下来。
“凶宅”后来大多成了军警们的住所。据说枪多了就能压邪，所以大队军警开进“凶宅”后，凶宅就不凶了。有人戏曰：“人怕枪，是怕被枪打死；鬼怕枪，难道是怕被枪打活？”其实再大的院子只要住进千八百号人，什么“四大仙”“八大怪”的都要乔迁新居，另寻栖身之所，凶宅自然也就不凶了。军警开进凶宅时，宅中旧人通通扫地出门，当然不会再闹“传染病”。
后来有人谈论起四大凶宅，说得神乎其神，在场的一位老者曰：“四大凶宅，我住了三个。‘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我住在凶宅之中无所见、无所闻，即便有所见、有所闻也都是传闻，非目睹真闻。”
选自《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