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77年夏天，几个河南人到张友仁所在的生产大队耍猴戏。几天后，一户人家丢了孩子，有人就说，孩子肯定是被“梅花党”特务杀害了。还有人说，特务伪装成河南人，专门到四川来摘取人胆。更有甚者还说他们喝的井水，也被下了慢性毒药。“梅花党”的故事在当时既神秘又恐怖，没有谁会料到张友仁也是“梅花党员”。那年他21岁，正式身份是四川内江安仁公社某生产队社员。
加入“梅花党”
张友仁有个铁哥们儿，叫雷孝富，比张友仁大五六岁，两人经常在一起摆龙门阵，喝酒，畅谈人生。
1978年初，雷孝富来约张友仁到离家18里之外的杨家供销社卖竹子。第二天清早，两人各扛了一捆竹子上路。乡间小路冬雾弥漫，寒气袭人。雷孝富突然发问：“张友仁，你算算，你扛一捆竹子能卖多少钱呢？”张友仁想了一下，说：“两分钱1斤，这捆竹子可以换好多斤盐呢。”雷孝富笑了，说：“算了吧，想发迹的话，就跟我一起去参加‘梅花党’。”
“当特务是要掉脑袋的。”张友仁吓了一跳，摇头不同意，但雷孝富还是努力地为张友仁做思想工作。到了杨家场，和雷孝富接头的“上级”来了，他是雷孝富的远房同宗，杨家公社的人。他先给两人各发了一支“经济牌”香烟，又对张友仁说：“张兄弟，我们是‘梅花党’支部小组，发展形势一片大好，正设法和王光美联系（“文革”中，有的手抄本小说上称，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是“梅花党”的党魁）。以后‘革命’成功了，我们都是开国功臣，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呢。”
张友仁本来就不安分，人年轻，心态浮躁，总想出人头地。如此几番言语，顾虑全消，激动之余，竹子也不卖了，直接扔在路边。3人走进一间破旧的土坯房内。张友仁一看几个同伙正襟危坐，盯着一纸“梅花党章程”看，张友仁凑过去粗略浏览了一下，上面有鼓吹建立新政府之类的内容。张友仁没想太多，就和雷孝富一起宣布入伙，双双成为“梅花党员”。
忘记自己是“党员”
入“党”归来，张友仁照常在家里吃饭，在生产队劳动，压根儿没有说起参加“梅花党”的事，严格保守“党”的机密。他只为“党”做了一件事，就是到安岳县去联络一位“上级”。张友仁找了老半天，走得又饥又渴，爬到半山腰，才在山崖边找到“上级”的茅草屋。中午，“上级”留张友仁吃了一顿泡菜下红苕稀饭，还讲了一些“革命道理”，并向张友仁许诺，“革命”成功后，张友仁可以做个副县长。
过了半个月，张友仁发现“革命”没多少乐趣，“革命热情”大大消退，加之经一个八卦“高人”的指点，说他的财运在南方，于是就偷偷溜到云南跑江湖去了。雷孝富的“革命热情”依旧不减，三番五次来找张友仁，每次都败兴而归。
双双“落网”
转眼到了秋收季节，张友仁几乎忘记自己是“梅花党员”了。有一天，公社治安员来到他家，背后跟了个挎枪的民兵。民兵穿了一套洗得发白的军装，很神气，枪是苏式冲锋枪。张友仁被这个民兵控制住了，低着头一声不吭。他的母亲坐在门槛上，不停地抹眼泪，哽咽着对来人说：“这个不争气的东西，我咋晓得他会参加反革命组织嘛，他爹管得那么严……”儿子出了这么大的事，哪有不担心的？反革命罪呀！张母请治安员看在他家是贫下中农的分上，千万别把张友仁给枪毙了。
原来，张友仁是在窖坑底被抓住的。他刚跳下去捡红苕，来人往窖坑边一站，他就束手就擒了。接下来治安员、民兵和张友仁3人一道赶往雷孝富家，发现他正赶牛犁水田。背枪的民兵跑过去，他见事不妙，爬上田埂就跑。背后的民兵把枪栓一拉，“哗啦”一声，雷孝富两腿一软，瘫倒在田埂上。
“梅花党”解密
当时，张友仁的父亲正在大队医疗站当赤脚医生。有热心邻居见他家出了大事，赶紧到大队医疗站通知了他父亲，等他惊慌失措地赶回来，张友仁已经被押往公社了。
那天晚上，他们家完全笼罩在恐惧和不安之中。
第二天，天还没亮，张友仁的母亲就带了两件单衣，去给他送饭。她透过治安室的窗户一看，张友仁正埋头写交代材料，没有戴脚镣和手铐，衣着整洁，看样子根本没有受过折磨。因为他参加“革命”的时间不长，“事迹”也乏善可陈，所以对他的惩处并不严重，只是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还需要在公社治安室里关一段时间，偶尔也要被治安员训斥几句。
张友仁被抓的第8天清晨无罪释放，浑身沾满露水，提着盛过饭的大瓷碗回来了。他的父亲面无表情地“哼”了一声，瞪了他几眼。于是，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张父用木棒狠狠地教训了张友仁。张友仁佝偻着身子，可怜极了，一点儿也不像特务。
雷孝富关了半个月“学习班”才回来继续犁田挣工分。后来，两个“革命同志”老实了许多，杨家场也不再去了。
经调查，张友仁出事时，出现在四川内江和安岳两县交界点的“梅花党”组织，其参加人员多数都是无知农民，他们和张友仁一样，不知怎么就懵懵懂懂地入了“梅花党”。后来，政府对其都作了宽大处理。
后来大家才知道，“梅花党”完全是一些人凭空虚构出来的！
选自《龙门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