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乱七八糟的都市里，我时常会想起关中平原的家。
在我生长的年代，家是父母用尽全力从土里拱出来的栖身之所。土墙瓦房，砖头和木头是叫人稀罕的玩意儿，甚至连牙膏皮包装纸都让人眼前一亮。在这样一个用粘黄土版筑起来的院子里，有土炕和土锅灶，日子便能过下去了。与土的间隔仅仅在炕上，用枕席把身体与泥土抹平的炕面隔开，若能就着煤油灯读一本没皮的小说，我就很有幸福感了。
全家人最珍视的宝贝是粮食，在上房顶楼上做成粮仓，四周用席子包起来，沿跟脚撒上老鼠药。夏秋两季，把队里分下来的麦子玉米一麻袋一麻袋吊到上头，吃粮时，再一斗斗提下来。院子里打了地窖，存放红薯和白萝卜，歉收年月，连玉米芯红薯秧子都要储存起来。大地是丰饶的，满地的收获却被国家一车车拉走，支援我们一辈子也见不着的“同志加兄弟”。
父亲在院子四角各种了一株泡桐，我负责每天浇水。
猪是最舒服的，每天在圈里哼哼着要吃的。偷偷饲养的几只母鸡，“咯咯咯咯”叫唤，带着下完蛋的骄傲，向主人邀功：再给一把米吃，明天还能为你下一只更大的蛋。
老鼠夜里出来，它们躲在厨房案板下，有的钻进风箱里，弄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我一跺脚，它们便安静了。
梧桐枝桠伸开，便有鸟驻足，不时掉下气味熏人的排泄物来。据说，屎掉到谁头上，谁就会有霉运，弄得谁也不敢往树阴里去。等鸟儿们的屎铺了一层，父亲才让我去把它们铲干净，倒到圈里，在树下重又铺上一层新土。
有一年，来了一对喜鹊，它们来回打量了上房屋檐几圈，决定筑巢安居。一家人面带喜色，好像要添新人一般，走路说话压低嗓门，生怕惊动了贵人。喜鹊夫妻叽叽喳喳，嘴里衔着从地里拣来的细枝，进进出出，仿佛一对心里盛满喜悦的可人儿。
家里也有神灵。母亲在上房东屋侍奉了神仙，香火常年不断。木刻的神灵，白天只是一堆杂乱的线条，到夜里便让我害怕。好多次，感觉他们有了生气，睁开眼，从墙上走出来，蹑手蹑脚朝我扑过来，甚至把手放到脖子上。
最欣喜的是薄暮时分。一家人坐在院子中央的石桌前，中间位置往往摆放一碟凉菜，凉拌胡萝卜或白萝卜丝，无非是浇一勺醋，放半勺辣椒。父亲坐北朝南之尊位，旁边会给母亲留出位置，我和妹妹弟弟们围坐其余三边。母亲把稀饭和馍挨个分发到大家手里，等父亲夹起一筷头菜后，我们才敢伸出筷子。很快，就响起“吸溜吸溜”的吞嚼声，因为食物单调，吞咽声也像民乐一般简单。粥稀馍碎，牙齿使不上劲，有时不免咬到舌头。
那时候无人说话，大家专注于滋味的品尝，生怕一张嘴，好味道就溜走了。因饥饿而来的幸福感，就在这无声的响动里。碗一定被舔得干干净净，如果谁有未吃饱的表示，母亲就从自己碗里倒一些，或者把手里的馍掰一块递过去。她总是最后一个吃，吃得很慢，现在想来，应该就是在等孩子们的呼唤。
饭后喂猪，我和大弟弟将猪食抬到猪圈里，还未倒进食槽，猪们就呼呼扑过来。中午放学回家，我会习惯地把手伸进鸡窝，一般会摸到一只蛋，运气好时会有两三枚。鸡蛋在手里热乎乎的，让我感到母鸡的辛劳。这些鸡蛋大都卖给了城里人，母亲只把那些品相欠佳的留下来，在谁过生日时煮熟卧到碗底下。
夜里，村子安静了。劳累一天的人和牲口都疲乏了。我们几个就着煤油灯，读读课文写写作业，就熄灯睡了。父母在上房里说些闲话，我们也听不出那些暗语似的句子，我们只管读书，一切都有他们安排。
胡思乱想着，迷迷糊糊沉入梦乡。起夜时，月色正好，父母的呼噜声有节奏地呼应着，好像眉户小戏里的男女对唱，让人踏实。
远处，从陇海线那边传来火车轮子与钢轨的摩擦声，“哐嘡哐嘡——哐嘡哐嘡”，那是天籁般的声音，长大了，我就被它带到远方，开始自己的生活。我们就像蒲公英的种子，期待被风吹走，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
高一那年的中秋节，看着圆润的月亮，我突然想家了。独自溜出绛帐高中的校门，沿高干渠往东疾走。河水激越，发出“咕咚咕咚”的欢叫声，我心里盛满了思念，一口气爬上了双庙坡。
月色里的村子，非常安详。家人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