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眼镜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美国汉学家艾美丽（Emily B.Curtis）2000年的著作《清内务府造办处玻璃厂杂考·虹影瑶辉》中有这样的记述：“康熙三十四年（1695），纪里安奉召赴京，留居法国神父居所，即西安门内蚕池口之天主堂。康熙三十五年，洪若翰致函法国。10月17日函：我们的居所正在制造玻璃。10月31日函：由于纪里安神甫的缘故，皇上正于我们居所旁的一幅大地方上建造玻璃厂，乞请我们法国玻璃厂选派一位或两位熟练玻璃工匠来华，以便制造出如同我国的玻璃盒水晶，以致镜面釉彩，亦请选派珐琅匠一名。”纪里安（Bernard-Kilian Stumpf）为德国巴伐利亚人，1655年出生，1694年经澳门抵华，在京师任职直至1720年。德国人向法国请教技术，如今听起来有些怪异，但在17至18世纪却是理所应当。自威尼斯“偷师”之后，法国已经成为欧洲数一数二的玻璃制造大国，这种状况直到伦敦世博会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才有所改变。更适合望远镜的光学玻璃18世纪初在欧洲出现，首先拥有这项技术的正是法国，随后相继被英国与德国掌握。烧制光学玻璃的秘诀之一恰在于中国本土玻璃中一直不被看好的铅。早在1684年，康熙就曾派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等人前往法国，寻求精通科技与各种技艺的法国传教士。虽然是德国人，但纪里安“奉召赴京”也是源自于此。不过，纪里安留下的玻璃厂并不曾“与时俱进”地烧制多少光学玻璃，这其中或许有法国向来对外界封闭自己的光学玻璃烧制技术的原因，或许也有典型东方式的偏好因素。清内务府造办处玻璃厂最辉煌的时期是在康熙至乾隆三朝，自嘉庆之后日益衰落，光学玻璃已不敢奢求，连皇室日用玻璃器皿都日渐粗糙，至同治、光绪年间连皇帝都忍不住下旨训斥。雍正对玻璃器的烧制比康熙还要上心，甚至在自己常居的圆明园开设了玻璃厂分部，颇令人想起中国玻璃器最初与炼丹的血缘。乾隆自是盛世，当马戛尔尼携带以英国烧制的光学玻璃制造的望远镜到来时，中国宫廷玻璃工艺的最高成就“套玻璃”，也即以多色套彩再加雕琢的装饰器皿正达到高峰。时隔百年之后、伦敦世博会前后，同治年间的清代学者赵之谦仍在《勇庐闲诘》中回味：“时（康乾之时）天下大定，万物殷富，工执艺事，咸求修尚。于是列素点绚，以文成章，更创新制。谓之曰套。套者，白受彩也。先为之质曰地。则玻瓈车渠珍珠。乃白色明玻瓈，康煕中制有之，后不复见。其后尚明玻瓈，微白，色若凝脂。或若霏雪，曰藕纷。套之色有红有蓝……更有兼套，曰二彩、三彩、四彩、五彩或重叠套。雕镂皆精绝。康熙中所制浑朴简古，光艳照烂如异宝。乾隆以来，巧匠刻画，远过詹成。矩凿所至，细入豪发，扪之有棱。”赵之谦是鼻烟壶鉴赏大家，而鼻烟壶也是清内务府造办处玻璃厂最知名的特产。回想起来，宋代文人对已明身份的玻璃不屑，却对舶来盛放“蔷薇水”的小型香水玻璃瓶网开一面；明代文人继承了宋代文人的清高，甚至连进口玻璃器都不再入得法眼，却也“惟瓶之小者有佳趣”。
在清内务府造办处玻璃厂烧制诸般精巧的鼻烟壶时，法国已经将丝织业与玻璃制造一样纳入到自己的专有制造范畴。即便同是在一个半球，东西方头顶的天空也可能不同，何况历史中的星空从来就没有固定的指路星。当西方的路易十四与东方乾隆的帝国梦想交相辉映的同时，天空的织女星早已偏离东方词汇中作为“紫宫”的北极指路星之位，与银河另一岸的牛郎星相望，成为更为家园化的神祇。中国学术界传统观点认为“牛郎织女”的故事产生于西汉，但现在也有观点说它早在战国时期就已诞生。作为亮度颇高的一颗星，牛郎星在古希腊时代同样得到过自己的西方命名：“天鹰座阿尔法星”（Altairα）。古希腊神话中天鹰座是宙斯化身的雄鹰升天而成，天鹰座旁边的天瓶座（Aquarius）则是宙斯化身雄鹰虏上天宫的侍酒童子迦尼美德（Ganymede）的象征。玻璃酒杯是古希腊较晚出现的酒具，但在古罗马已成标配奢侈品，由此才奠定了现代葡萄酒杯的标配材质。同在北半球，当古希腊人以及以“特洛伊人后裔”身份延续了地中海古代传说的古罗马人仰望中国称为“七夕”的那片晚夏星空时，他们看到的会是一幅集合了诗琴、主神、童子的宴乐场景，而不是一派不经隐忍的悲悲切切。
1840年7月17日，中国清代道光年间，西方第一次用得益于玻璃透镜的相机拍摄星辰，主角就是织女星。在中国生丝出现在首届世博会的28年后，西方天文学家凭借玻璃棱镜分光仪又拍摄下织女星的光谱照片，再经20多年后这一发现将掀起一场名为“量子物理”的物理学革命。21世纪初，天文学家已经通过天文望远镜观测到：织女星并不孤单，它的周围很可能围绕着一个星团。在天文望远镜发明近一个世纪之际，西方已经有诗人以带有东方禅意的语言写下这样的诗句：“从一粒沙看世界，从一朵花看天堂，把永恒纳进一个时辰，把无限握在自己手心。”
主笔/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