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远帖》中横向的线条多呈向下的曲弧，行笔线路多方折之势，使线形硬朗，而且线条的形态往往是顺笔势形成，行笔路线的变化，成就了线条的多样性，并且较多保存了当时楷书一笔一画的用笔特点。书法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认为，这些笔法正体现了典型的晋人书写风格。“人们最开始拿笔写字涉及不到笔法，后来慢慢地摆动，写出来像柳叶一样形状，有了粗细的变化。然后是连续摆动的笔法，导致了隶书的产生，并且带到了后世的草书和行书里。这种连续摆动的笔法的本质就是不停的控制，从始到终贯穿书写的动作。”然而最关键的变化就在于楷书慢慢出现。“为了书写的方便，人们把动作的变化移到笔画的两端，起笔和落笔的顿挫，而中间的线条没有变化。这就是唐代以后的楷书，全是这样写法，直到今天也是。”邱振中认为东晋时期处于转变之中的书写方式是最为复杂的——尤其以王羲之为代表——行书的书写，通过不停地摆动来实现对字形、线条的控制，而不是后人一提、一顿那种板正的书写方式。简而言之，书写依靠的全是线条的变化，而非笔锋的顿挫。
这种写法在人们看来也正符合晋人风格，在多变的线条中可以更多地体现个人的面貌。因而同样是行书，王羲之被认作“骨肉和畅”，王珣的《伯远帖》则是“骨力挺健”。尽管王珣书名不如王羲之父子，但人们对他们书法的评价，多少与个人偏好的风格有关。
在《晋书》和《世说新语》的记载中，王珣和人们通常想象的魏晋时人任诞不羁的形象并不完全相符。王珣曾为桓温的掾吏，深得器重，深谙政治，也颇懂得保全自身之道。在权臣王国宝当政时他会避其锋芒；与桓温之子同游时，他颇有“捷悟”，能够保持自己作为下属的尊严与体面。不同于王献之的淡然萧散，也不同于王珉的才气纵横，他是一个很有处世智慧的人。桓温之子桓玄后来评价他“神情朗悟，经史明彻，风流之美，公私所寄”。《世说新语》中关于他的记载，都收入“识鉴”、“雅量”、“品藻”、“赏誉”等条目中，也体现了魏晋风度的多种侧面。
彼时王、谢两大家族交恶，王珣甚至因为太傅谢安当权而被贬官，然而《世说新语》中记载，王珣与谢安同坐时，“神意闲畅，谢公倾目”，以至于谢安还向刘夫人说：“向见阿瓜（即王珣），故自未易有。虽不相关，正是使人不能已已。”对他颇为想念。而谢安死后，王珣前往“欲哭谢公”，被谢安下属督帅刁约阻拦，认为谢安“官平生在时，不见此客”。这时的王珣颇有典型的魏晋之风，对此不加理睬，径自上前“哭甚恸”，然而之后又并不与谢安少子谢琰握手致意，孑然而去。古人喜欢将“文”与“人”齐而观之，虽然并不科学，却颇有趣，并非全无道理。王珣在史料记载中的那种近于儒家的入世之风和与之并存的决绝峻峭，在短短的《伯远帖》书风中倒也可以窥见一二。而让乾隆赞之为“江左风华”的，也并不仅仅是书法字迹，还有卷帖之中所能传递的那个时代士大夫的气韵与风度。
离合之缘
《伯远帖》在宋代之前流传经过并没有清楚的著录，在宋徽宗时期入宣和内府，而后又在元明之际流落民间。万历二十六年（1598），董其昌在北京见到《伯远帖》，购藏之后又对其重新装裱、题签，在后隔水题跋称：“既幸予得见王珣，又幸珣书不尽湮没，得见吾也。长安所逢墨迹，此为尤物。”7年之后，王肯堂又在新安人吴新宇处见到此帖并题跋。清代初期，为安歧所收藏，著录在《墨缘汇观》之中。乾隆于乾隆十一年（1746）“丙寅春月获王珣此帖”，将它与其他“两希”置于养心殿温室中，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刻入《御制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