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
在投票日之前一星期发生的荷土外交风波，出人意料地扭转了执政党在选民心目中的形象，从而使这次具有风向标意义的议会选举最终平淡收场。但平民主义浪潮的来势汹汹，依然会迫使新政府做出调整和妥协。
严肃的政治分析师几乎都不曾料到，3月11日在土耳其和荷兰之间爆发的这场外交风波，最终受益者却是现任首相、下院第一大党自由―民主人民党（以下简称自民党）的党魁马克·吕特（MarkRutte）。而“荷兰特朗普”维尔德斯（GeertWilders）问鼎海牙“小塔”（首相官邸所在地）的希望，也因这场风波意外瓦解。
距离3月15日荷兰大选投票仅剩4天，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奉总统埃尔多安之命飞往鹿特丹，在30万土耳其裔荷兰侨民（许多人拥有双重国籍）中为即将在8月举行的修宪公投造势。这场公投关系到土耳其政体能否由目前的议会制变更为总统制，埃尔多安又能否在当前任期结束后继续出任最高领导人，因此被安卡拉当局视为重中之重。但吕特认为，在穆斯林问题已经成为整个欧洲的舆论焦点的情况下，恰武什奥卢的来访和公开演讲可能造成不必要的争论和安全隐患，因此在最后时刻取消了专机的降落许可。两国政府和民众随即展开了公开争执：在伊斯坦布尔和鹿特丹爆发了针对对方使领馆的大规模游行，埃尔多安还谴责荷兰维和部队在1995年未能阻止发生在波黑斯雷布雷尼察的针对穆斯林民众的屠杀，是“道德败坏的法西斯”。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涉穆”问题在投票日前夕再度发酵，无疑有利于向来鼓吹极端反伊斯兰主义且在民调中已经以微弱优势领先的维尔德斯。后者也以一贯的激烈言辞抨击了安卡拉当局，宣称有必要将埃尔多安的荷兰籍追随者统统驱逐出境。但素来对荷土关系态度积极的吕特意外地表现出了强硬，他批评埃尔多安“出言疯狂”“歪曲历史”，同时明确重申不会让以土耳其为跳板的中东难民潮影响到荷兰的社会稳定。在这番正当其时的舆论攻势下，3月15日的投票最终变成了自民党的大翻盘：他们赢得了21.3%的普选票，拿下下院150个议席中的33席；支持现政府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六六民主党以及改革党分别拿下19席、19席和3席。而以关闭清真寺、拒绝接纳穆斯林移民和脱离欧盟作为竞选纲领的维尔德斯及其自由党仅获20席，并被吕特明确排除在即将成型的组阁方案之外——“荷兰特朗普”在短期内依旧只能充当国会中的反对派。
尽管荷兰素来不是欧盟中最活跃的成员国，但发生在2017年多事之春的这场大选，因其会聚了涉穆、“脱欧”、反建制等多项敏感话题，被认为是随后将陆续举行的法意德三国大选的风向标。维尔德斯落败之后，欧盟现任领导人当可稍微松一口气。但选战过程中涌现出的投票率大幅上升、新兴小党日益崛起、执政党主导的国内议题被极右翼“带偏”等反常现象，依然折射出西欧政治生态的深刻变化。在相对支持率已然下滑的情况下，吕特需要与更多小党派做出妥协，才能组建足以控制国会的新内阁。而维尔德斯与法、德等国极右翼政党领袖之间的互动和呼应，在下一个执政周期内也依然将是欧盟面临的内部“定时炸弹”。
小党的崛起
在3月15日这场大选中，保住领头羊位置的吕特并不是唯一的胜利者。由34岁的法学家蒂耶里·博代创建的民主论坛党在诞生不过两年之际，拿下了2个议席；有土耳其裔移民背景的DENK党拿下3席，另外3个进入21世纪后才出现的小党50PLUS（4席）、动物党（5席）和基督教联盟（5席）同样出现了支持率上升的现象。相反，自民党虽然如愿阻击了气势如虹的维尔德斯，但议席数量相比5年前减少了8个，另一个主要政党工党更是从坐拥38席的第二大党团直接沦落为只占9席的边缘力量。换言之，目前由自民党和工党组建的联合政府在下院仅仅占据28%的基本盘，必须联合至少两个其他党派才能组成可以稳定执政的新内阁。
尽管荷兰政坛“大党不大”、议席分布碎片化的现象早在100年前就已定型，但新兴小党在21世纪初的活跃，依旧反映了政治生态的新变化。经历过上世纪70年代“左翼崛起”的冲击，到90年代末，无论是中右翼建制派政党（自民党、基督教民主联盟）还是中左翼的工党和社会党，其基本支持群体乃至核心党员的构成都已经高度固化。由于需要至少3个力量相对均衡的政党才能组建一届政府，“左”“右”之间往往频繁妥协，其政纲变得日渐含混和中庸。蒂耶里·博代嘲讽这些建制派政客说：“他们操着同样的口吻，穿着同款西服，连谈情说爱的对象也是大同小异的。这是辛迪加式垄断，不是能真正反映民众核心关切的民主政治。”
的确，在避免了政局动荡和政策左右摇摆的同时，以选举和组阁为导向的建制派大党，对民众的即时诉求以及外部世界的变化越来越丧失敏感度。从1982到2017年，主要政党登记在册的核心党员数量由41.7万人萎缩至28.9万人，仅占合法选民总数的2%，代表性已经不甚突出。而历来扮演建制派“沉默票仓”角色的富裕中产阶级、工会成员和基督徒群体，不仅总数一直在缓慢下降，而且逐步分化出了动物保护主义者、中老年人权益维护者、地方天主教徒联盟等诉求更为细致的小集團，要求以更有效率的方式伸张自己的权益。原属建制派大党的部分明星议员纷纷自行筹组新党，通过举行集会、发动广场示威和建立互联网社交账号等方式直接与民众沟通，希望以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更频繁的全民公投撼动日益丧失现实感的“政治辛迪加”。这种努力到2017年初已经结出了硕果——1298万登记在册的荷兰选民中有80.4%投出了自己的一票，创造了1986年以来的历史新高；而28个参选的政党中有13个进入了下院，其中6个是进入21世纪后才组建的新党，充分证明了“投票率越高，大党优势越小”已经成为趋势，平民主义正在引领新的政治潮流。
不仅如此，作为欧盟主要成员国，即使荷兰本身的经济增长和外来移民矛盾问题不甚突出，在受到周边国家乃至全球化总体趋势的影响时，也依旧会涌现出相应的政治“镜像”。90年代工党政府奉行的“第三条道路”一度导致摩洛哥和土耳其裔移民大量涌入，引发了选民对族群矛盾和文化差异的关注。受此影响，最早鼓吹“伊斯兰教具有突出威胁”“必须限制新移民和非法入境者规模”的富图恩政纲党（LPF）在2002年大选中一举拿下36席，进入了新内阁。而导致民主论坛党、为荷党（VNL）等一系列右翼新党强势崛起的关键事件，是2016年4月就是否应当批准欧盟与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三国签署的全面贸易和政治协议举行的全民公投。在平民主义者看来，吕特政府不假思索地同意将三个腐败横行、安全隐患重重的东欧国家纳入欧盟生态系统，是对普通民众表达权的变相侵犯。至于2017年的维尔德斯，他的竞选纲领差不多是目前最流行的几种反全球化思潮的大聚合——攻击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反对接收中东难民，质疑欧元区的价值和救助希腊的必要性，要求脱离欧盟。这也是观察家将荷兰大选视为西欧“右转”浪潮风向标的主要原因。
在2017年初接受彭博社记者采访时，蒂耶里·博代说出了荷兰平民主义者的心声：“在有关大方向的问题上，答案往往是简单和二元化的。”因此有必要诉诸全体人民的直接意志。而小党派兴起对建制派基本盘的侵蚀，可以视为这种“直接意志”的折射：由于民众更乐意投票给反映自身迫切诉求的中小政党，建制派精英在政见上和稀泥、进行院内交易的空间被压缩了。
“向右转”
维尔德斯不必为自己的失利懊恼太久。尽管冲击“小塔”的尝试最终归于失败，但自由党毕竟已成为下院第二大党，比2012年时整整多得了5席，在欧洲议会中也将继续占有4席之地（荷兰共有26个欧洲议会席位）。5年前，维尔德斯曾经以一己之力摧毁了吕特的第一届联合政府；在今年的选战中，他更成功地迫使所有建制派大党承认了自由党提出的涉穆议题的合理性，并把“什么属于荷兰，什么不属于荷兰”以及“荷兰在欧盟中应当承担多少义务”作为竞选纲领的核心话题加以讨论。某种意义上，就连吕特在荷土外交风波中的强硬表态也无法摆脱维尔德斯的影子——现任首相只有主动示强，才能稳住已经开始“向右转”的选民。
乍看来，维尔德斯的竞选口号“我们将令荷兰再度强大”以及他对推特的热爱颇有“山寨”特朗普的意味，但这位53岁的极右翼政客在言行举止方面甚至比他的美国同行更加出格。特朗普至少还懂得尊重既有的政治规则和宪法条文，并通过签署行政命令等合法方式践行他的“非主流右派”世界观；而维尔德斯的政纲和口号已经近乎宗教“圣战”——他要求删除荷兰宪法第一条关于信仰平等的规定，加入“基督教、犹太教和人道主义传统具有文化优越性”等新内容；在5年内暂停接纳“非西方国家”移民的入籍申请，并停建一切新的清真寺和伊斯兰教学校；禁止在现有的宗教场所用阿拉伯语讲道；控制欧盟膨胀的速度，暂停接纳包括土耳其在内的新成员国，以减轻荷兰的财政负担。从文化、教育到外交，这份政纲几乎无所不包，并且对现有的一切法律都持否定或怀疑态度，这显然与荷兰政坛历来的妥协和折中传统形成了巨大反差。
更有甚者，维尔德斯旗下的自由党（PVV）只有他一名正式党员。由于下院选举采取比例代表制，选民是投票给党派而不是议员候选人个人，维尔德斯每每会在所获议席数最终揭晓后，再提名若干他所信任的人士去“填满”本党在国会的席位，也甚少公布接受外国政治捐款的详情。2010年大选后，斩获24席的自由党一度支持自民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组建联合政府；但到了2012年，由于对吕特内阁谋划的140亿欧元财政紧缩计划感到不满，维尔德斯单方面宣布撤销对政府的支持，导致议会被解散、大选提前举行，而此举从未知会给除他以外的另外23名自由党议员。有6名“填空议员”此后永久拒绝了来自自由党的国会提名。
政纲如此乖张激进，组织结构又如此个人中心，自由党和维尔德斯会在今年大选前夜成为夺魁热门，本来就是极其反常的现象。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恰恰是荷兰政坛整体风向“向右转”的最终结果。上世纪90年代，当维尔德斯还是时任自民党党魁博尔克斯泰因（FritsBolkestein）的议会助理时，就从这位保守派政治家那里汲取了关于反移民、反文化多元主义的最初理念。由于曾多次出访伊朗、叙利亚、以色列等中东国家，维尔德斯对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中东人口爆炸将严重冲击21世纪初的世界秩序”这一观点深信不疑，并早早成为自民党的对外政策发言人。而在2002年富图恩政纲党创始人皮姆·富图恩（PimFortuyn）被一名极端环保主义者枪杀后，荷兰民众开始对多种文化共存的可能性以及政府的治安对策产生怀疑；恰在此时，维尔德斯宣布退出自民党，另组新党，并顺利接手了富图恩的政治遗产，成为荷兰政坛极右翼思潮的代表。
从2006年自由党成立到2017年大选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维尔德斯登堂入室的历史，正是荷兰建制派政府“拥护欧盟，拥护全球化，拥护自由移民”的传统政策节节后退的缩影。2004年电影导演西奥·梵高被一名摩洛哥裔穆斯林枪杀后，巴尔克嫩德首相颁布了一部条款更为严格的移民管理法，吕特内阁的内政大臣多纳尔也表态称“荷兰本土文化、规训和价值观必须占据主导地位”。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吕特本人质疑了欧盟长期以来的税收和预算政策，呼吁在必要时将某些赤字无度的国家逐出歐元区。而在2016年初，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荷兰政府更是成为阻止中东难民涌入的头号推手。所有这些变化，仿佛都在验证维尔德斯的先见之明。与此同时，整个世界还在发生着这些事：“伊斯兰国”崛起、欧洲恐袭、特朗普胜选……
在2017年大选的预热阶段，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建制派政党都被迫接受了维尔德斯发起的部分议题，将对“什么属于荷兰，什么不属于荷兰”的关注置于经济和民生问题之前。平民主义和外部环境的双重压力，使得整个荷兰政坛被迫集体“向右转”。即使没有出现维尔德斯其人，“风车之国”的一切也已经今非昔比了。
弱势内阁的出路
在2012年大选后组成的第二届吕特内阁中，中右翼的自民党（41席）和中左翼的工党（38席）囊括了全部部长职位，并得到基督教民主联盟（13席）、六六民主党（12席）以及改革党（3席）的有条件支持。由于左右两大党的议席之和已经超过下院半数（75席），即使其他所有党派对内阁的政策一致表示反对，也无法阻止吕特自行其是。但2017年的情形截然不同：由于自民党和工党的议席之和仅为42席，并且传统上属于建制派阵营的基督教民主联盟（19席）、六六民主党（19席）、绿色左派（14席）、基督教联盟（5席）四个党派的议席数量也较为分散；在公开和维尔德斯划清界限的情况下，吕特至少需要获得4～5个主要政党的支持，才能成功组建新的多数派内阁。如此复杂的局面在1977年之后的荷兰政治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
对吕特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同时取得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六六民主党这两个政见较为稳健的大党的支持，组建四党联合政府。但基民盟和六六民主党在政见上存在显著歧异——尽管两党都明确支持减税、增加教育投资和欧洲一体化，但前者对已经生效的安乐死和性服务业合法化法案素来心怀芥蒂，赞成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政纲在当前环境下也太过敏感；而六六民主党在选举制度改革（要求承认全民公投结果的法律效力，废除两院制并引入首相和市长直选制度）问题上的立场与维尔德斯过于接近，显然不是其他建制派政党所乐见的。换言之，即使勉强能形成四党妥协，一旦在具体政策问题上再生分歧，内阁仍有立即瓦解的风险。当然，吕特也可以效仿其前任巴尔克嫩德在2006年时的做法，组建仅有3个政党参加的少数派内阁，同时在每项具体问题上通过院内交易和临时结盟来推进自己的动议。但那将大大抬高制定政策的隐性成本，一样不是长久之计。
在2017年这个春天，新组建的荷兰内阁需要应对的第一项考验仍是与土耳其的未了纠纷：倘若埃尔多安断然废止此前就难民问题与欧盟领导人达成的一致，甚至以鼓励难民和土耳其裔非法移民入境荷兰作为政治报复，则“小塔”应当如何应对？尽管1710万荷兰人中只有4.5%是来自土耳其和摩洛哥的穆斯林，并且荷兰自2015年以来只接收了6万名叙利亚难民，但2016年底征集的民调数据显示：多达69%的荷兰公民认为穆斯林问题是当前国家面临的最大不稳定因素，特别是土耳其裔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对立。而任何一项旨在强化对穆斯林背景的新移民的管理或者抬高入籍门槛的法案，都可能被维尔德斯用来为自己的极端主义理念张目。另一项考驗则是财政和社会资源分配的调整：尽管历来都是欧盟集团中表现最佳的经济体之一，荷兰依旧面临本地劳动力雇用成本过高、人口结构老龄化等问题。而从左到右的几乎所有政党都赞成增加政府开支，并在教育和医疗行业引入市场竞争，这无疑会对财政赤字率和刚刚开始改善的就业率产生直接影响。
而吕特最盼望的情形，大概是将在未来7个月陆续举行的法、意、德三国大选都以稳健派的胜利收场。如此一来，维尔德斯的气焰势必大遭挫败，传统中右翼政党的支持率则将恢复上升。而由4～5个党派拼凑出的新内阁只需在2017年内对土荷纠纷做出大体公允的解决，向民众展示其强硬的一面，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在2018年初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届时，恢复声势的建制派当可重新组建一届构成相对简单的强势内阁。当然，前提是2017年在荷兰不发生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对一个分歧重重的弱势内阁来说，那才是当头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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