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机坦克已经得到普遍应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国战场上对垒的中日两军仍装备着军刀，并且频繁发生刀对刀的白刃战——这大概是整个二战战场上一道独特的景观。
大刀片绝杀技
1933年2月，侵占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以重兵突袭我长城防线，在喜峰口遭中国第二十九军大刀队重创。因此，在荒木陆军大臣、柳川陆军次官、山冈军务局长等皇道派头面人物的倡导下，日军于1934年废弃了华而不实的“P”字形握柄的西洋式军刀，军官和士官的军刀一律改为日本传统的长把子“东洋刀”。
从中国方面来看；抗战期间军队重型武器不足，士兵的基本武器为毛瑟步枪和手榴弹，且很多步枪都没有刺刀。为了应对白刃战，很多非中央系的军队普遍给士兵配备了一把大刀，并将刀术作为基本军事技能进行训练。至于为什么抗战期间白刃战如此频繁，则决定于两军的主导兵器的现代化水平。战争中的基本规律是，用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当时，中日军队的主导兵器都是非自动步枪，日本是“三八大盖”，中国是“中正式”或“汉阳造”步枪，都是打一枪拉一下枪栓，打完五发子弹就要换弹夹。如此慢的射击节奏，发起冲锋后自然难以凭火力压制对方，靠近了就必须拔出军刀来干了。相反的例子是，在日本与苏联进行的诺门罕之战，及日军与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战斗中，尽管日军一次次举着军刀挺着刺刀发起“白刃突击”，却总是在距离对方阵地很远的地方成片倒下，因为苏军的“波波沙”冲锋枪和美军的M1伽蓝德自动步枪根本不给日军提供表现东洋刀术的可能。
上世纪80年代《武林》杂志曾刊登一篇文章，作者是
当年西北军武术教头的后人，他讲述了当年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在山西打造大刀，训练刀术的情景。据说刀是用晋东南出产的镔铁打制，刀的形状脱胎于“前锐后斜”的宋代手刀，借鉴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大刀的形制。
刀术训练是依照中国传统武术中的刀法。为了便于缺乏武术功底的青年士兵掌握，武术教头提炼出了最具实战作用的一招“缠头裹脑”。操作要领是：遇敌时，右手单手握刀自然垂于身体右侧，当日军以刺刀突刺时，迅速以刀背在胸前磕开刺刀，顺势将刀从背后绕一周至右上方，而后双手握刀照准对方尽力劈下，力道猛的可以将对方从左肩砍至右胁。此招法将防御与进攻融为一体，不给对方招架之机，为绝杀之技，在战场上屡试不爽。
日军一直将中国军队的大刀叫作“青龙刀”，这大概是受了《三国演义》中关羽那柄“青龙偃月刀”的影响。事实上，此刀没有传说中“青龙偃月刀”那么大，也没有那么多的花哨装饰，特别是刀柄没有那么长，但又比传统的单刀要长一些，便于双手持握使劈砍有力，这显然是出于实战考虑。
可以将中国大刀和日本刀作个比较：日本刀钢质好，锻造及淬火工艺精良，刀身虽窄但强度很高，刀刃锋利，刀鞘及护手的造型和装饰精美，而中国大刀钢质一般，刀刃宽阔，分量较重，美观不足。虽然中国大刀在很多方面都比不上日本刀，但是大刀是根据实战需要而诞生的，钢质和工艺的要求低使得任何一个农村铁匠都能制造，宽厚的刀身让锋利的日本刀也对它无可奈何，在砍劈时还能以自身重量来弥补锋利程度的不足，所以在与日本刀对战中并不吃亏。如果说中国大刀对日本军刀打个平手的话，在两军大规模白刃战中则占优势，因为大刀是刺刀的“克星”，大刀是中国官兵人手一把，而日本军刀仅军官和士官装备，大部分日军士兵都只是端着装有刺刀的步枪。
大刀片砍杀鬼子兵
中国大刀是在长城抗战中举国闻名的。1933年3月，侵占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8万余众，分别向我长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处进攻，长城抗战爆发。11日，二十九军一○九旅赵登禹旅长率董升堂、王长海两团夜袭喜峰口外的日军，当时日军正在宿营，未料到中国军队会主动出击，一时被中国军队的大刀砍杀数百人，其中包括一名炮兵大佐。此役中用大刀砍杀日军最多的几位留下姓名的英雄，他们是：士兵王元龙半小时内砍杀日军12人；二二四团班长侯万山砍杀日军7人，阵亡后留下一对双胞胎遗孤，被军长宋哲元收养；副营长过家芳在狼洞子附近一寺庙的日军指挥所内，砍杀日军15人，缴获其兵力分布图一份，旅长赵登禹和副旅长何基津也亲手操刀砍杀日军多人。此外，在四年后爆发的卢沟桥抗战中，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名19岁的山东籍士兵陈永，以大刀砍杀日军13人，并生擒1人。
中国大刀之威震撼东瀛，当时的日本报纸惊呼：“自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以外，而遭60年来未有之侮辱。”此事在当时中国国内的媒体上更是被广泛宣传，深受感染的上海青年音乐家麦新据此写了《大刀进行曲》一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成为抗战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歌曲，大刀也渐渐成为抗战精神的象征。后方民众到前线慰问，也对大刀情有独钟。上海妇女慰劳会的代表王孝英、沈慧莲等女士手捧大刀的留影，在当时很是吸引了公众的目光。而长途跋涉从广东赶到前线的广东女师学生，更是送了二十九军一大堆的新打造的大刀。
据第二集团军参谋处长何章海的回忆，在台儿庄血战中，西北军的大刀发挥了很大威力。“有一人手刃敌兵九人者，也有一人杀死五人者。参战的大刀队，平均每把大刀砍死敌人一个半”，即便是国民党军装备最好的机械化部队第五军，在昆仑关战役中也多次与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
收缴日本军刀
日本战败投降后，奉同盟国之命在各地参加投降仪式，被解除武装。日军在各地的最高指挥官向同盟国受降军官交出军刀，表示降服。“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将自己的军刀交于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
1945年中日双方在研究日军投降问题时，十分重视军刀问题。冈村宁次在9月2日向何应钦提出《有关停战协定之请示事项》，共五条。其中第一条第二款要求“请允许指挥官携带刀剑返回日本”，遭到中国拒绝，除此之外各条照准。
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按事先规定未携带军刀入场，也就没有向何应钦呈缴军刀的仪式，少了一个极有历史意义的场景。
据悉，当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曾以“中字”第17号备忘录致冈村宁次，称：“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规定：一、日军缴械时不举行收缴副武器之仪式：二、日军代表正式投降时不得佩带军刀；三、凡日军所有军刀，均应与其他武器一律收缴，一俟正式投降，日军即不得再行佩带军刀。以上规定，在中国战区一律适用，希贵官知照并转饬所属日军遵照。”
在中国战区所辖的16个受降区，有些并未执行这一规定，如在北京故宫太和殿前举行的受降仪式上，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上将就接受了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缴出的21把军刀。
选自《中国国防报》2008.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