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这种传播效果呢？一方面，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客观上成为一个新的“政治角色”，缅甸当地的民怨、政治势力和海外势力，都可以借此做文章。另一方面，中国的工程驻地、驻地领导待遇、日常互动，往往独立于当地社区之外，不利于中方及时获知并消除当地人的误解。
2010年在泰国北部靠近缅甸的难民居住区考察时，我发现当地人，无论是泰国本地族群还是跨境民族，都在多个场合提到中国投资，认为它是一个明显、具体、强大、无所不在的生态阴影。除了抵抗中缅油气管道项目，当地人也抵抗中国在缅甸的水电投资，抵制中国在海外传统罂粟区进行替代种植的负面生态效果，强调生态难民的利益维护，倡导对原住地、生态文化、自然神祇等的守护。当时，缅甸主流的民间叙事将民族习惯、文化、栖息地和自然资源挂钩，滋生出各种不满情绪，而且所有这些情绪都会寻找一个具象的证据和肇事者。
从区域政治看，由于中国投资的项目不少位于缅甸动荡的政治离心带，中国在获得资源、利润、国际存在的同时，也容易将这种不安引入国内。以云南为例，每次云南拿到中央政策后的向外探索都遭受过一定挫折：澜沧江-湄公河油品运输贯通之后不久，湄公河发生了惨案，此事虽然在中国政府努力下，还死者以正义，但是这条河已经让许多商人胆战心寒；中缅油气管道自施工起就纷争不断，就是在昆明安宁、成都彭州、重庆等地也不顺利。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施行，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将更大规模开发云南下游国际河流的自然资源，这势必改变当地的利益分配格局和生态格局。而当一个高度民族主义的“瑞地油气运动”的中心词“Shwe”被翻译成“祥瑞”的“瑞”字时，中国一些投资企业正陷自己于“鸵鸟”式的巨大危险当中。
未雨绸缪
缅甸的政治局势正在持续动荡，虽然油气管道已经开始运行，仍然可能变为一个反对中国资本的“经典靶子”，中资企业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企业在大规模“走出去”的时候，往往注重资本意义上的国际化和当地发展的效率，而在文化合规性、文化软实力、社区传播、协商式发展、非政府组织协力等方面做得不够。
缅甸西部的若开邦，历史上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它与缅甸北部的各种独立和分离势力密切相关，族群众多，政治势力多元。中方不妨从那里开始，沿着中缅油气管道所在地和重要基站，聘请国际社会具有良好动员和沟通能力的华人留学生、学者、国际组织领导人、国际媒体人，来牵头创立中缅协作发展战略NGO群、跨国文化传播小组、“一带一路”软实力创新型组织等民间支持团体，换一种视角和方式来解决大型国际项目所造成的利益和发展不均衡问题；再利用在生计发展、少数民族发展、环境保护、国际难民保护等方面具有经验的NGO人士，广泛招募当地跨境民族作为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为当地的发展和生计改善进行国际项目融资和落地执行，尤其是在油气管道沿线设置不同的发展议题，将发展问题本地化。
在缅甸有着重大利益关切的云南省政府，可以动员优势资源，把国际项目的政治治理任务“委托外包”给“第三方”进行，围绕生计改善、少数民族发展、边疆稳定，打击跨境毒品、人口买卖，污染防治、妇女发展、生态保护等任务进行。
通过这些形式将具体的问题解决在当地，将真正的发展和繁荣留在当地，中国的国际项目有望成为当地复兴和族群和谐的标杆项目。
文∣周雷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