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人用人大布局时代，干部遴选系统的开放性也有所增强。十八大后，从高校、研究机构、国企中调任党政系统的“60后”明显增加，新任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兼干部二局局长的周祖翼，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党组书记申长雨，环保部长陈吉宁，工信部副部长怀进鹏均来自于高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从国家智囊机构进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担任副主任；从国企高管进入党政系统的有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兼中国北方工业公司董事长张国清，出任重庆市委副书记。2015年全国“两会”前，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董事长易军“空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任第一副部长。
自2006年干部人事制度法规体系初步形成后，异地交流和“空降”已经成为一项“传统”，并且日渐形成了制度化安排。而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确立加快了推陈出新的现实需要，从中央到地方，新的执政团队必须是能够跟得上改革步伐的班底。对“60后”官员来说，这是改革关口赋予他们的机遇和责任。
“60后”官员的特异性
十八大之后，“50后”主导中国政坛的格局未变。十八届中央委员中“50后”占比80%，“60后”尚不足5%，党的最高决策群体中“60后”崭露头角。而在地方，“60后”作为一支新生力量提速崛起，省级官员大幅扩容。
从最新的省委常委领导班子来看，“60后”已经在一些省份形成了主力态势，过半的省市自治区有山西、福建、广西、重庆、贵州、西藏、青海、新疆；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山东等地省委常委中的“60后”则已经有半数或接近半数。除了跨省交流之外，还有一批本土“实干派”官员递补进省级常委序列，从他们的履历中可以看出，多具有管理开发区、国有企业集团的经验，以及管理学、经济学专业背景。
作为地方领导核心，这批“60后”省部级干部将肩负未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职责，成为中共最主要的执政骨干力量，甚至进入更高级别的决策层，从而影响中国的走向与命运。
大多数观察者认为，“60后”的代际特征将会影响这一代官员群体的整体思想倾向、政治行为模式和执政风格。“60后”省部级官员给外界的普遍印象是年轻、高学历、有较为扎实的实践经验和人文社科背景等。他们的青年时期和仕途晋升道路均与上世代有很大不同，“50后”官员青少年时期遇上“上山下乡”和“文革”，而“60后”官员在他们迈入青少年后适逢改革开放，高考制度恢复使得他们中的多数人能够接受正规的大学教育，成为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受益者。
然而，这种成长经历的特异性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公众对政治理想的期望，还取决于政治制度和干部系统的活力与弹性，尽管“60后”高官群体在施政中已经表现出了解和关心社会诉求、对法治和制度较为认同、偏向柔性化治理的一面，但其变革思想仍在很大程度上要以政治运行基本格局为前提。
官员选拔制度开始具备了更多的开放性，但总体来说仍是一个高度路径依赖的比较固化的体系。在相对固态的政治系统中，同一性趋向很可能压倒个性化展现。真正影响时代的从来都不是以年龄划分的社会学群体，而是有共同价值和信仰的人集聚合流，担当历史使命与政治责任。
文∣本刊记者 张墨宁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