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丰满VS现实骨感
唐太宗说过，政之清浊，犹如江河，关键在其源头。如若源头浑浊，其流怎么可能清澈？唐太宗的意思是说，作为皇帝，他自己才是政治清明与否的关键。大约正因如此，唐太宗才能鼓励魏征这样的大臣进谏，他还规定皇帝的诏书，必须通过中书门下审查并盖上红印，才可以下发。
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最大的缺失，官僚制度的最大漏洞，是对于皇帝权力监管的缺位和无奈。皇帝的世袭，决定了其人选未必贤能。历朝官僚队伍出问题，首先就出在皇帝身上。
按照儒家的理想，要从两个方面限制天子（皇帝）的权力。第一，天子应该垂拱而治，让选贤与能的宰臣去独立处理各项政务。这一点与道家的“无为而治”不尽同而略相通。第二，君主要通过纳谏来避免自己决策和行政中的错误，臣下要敢于动用纠错机制，即敢于直言极谏。
孔子的孙子、孟子的老师子思曾批评卫侯，决策理政，自以为是，听不到也听不进大家的意见。他说，即使君主的意见正确，也应该集思广益，何况决策失误呢？君主搞一言堂，文过饰非，搞得大家都噤若寒蝉，不敢说真话，成天揣摩着领导的心思拍马屁，非亡国不可。
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记鲁穆公问子思：“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回答：“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能够讲真话，指出国君过失的，就是忠臣。传承子思学说的孟子，也对齐宣王说：敢于指出国君重大过错的，乃是贵戚重臣的本分。假如多次指正，国君仍不改正，就应该换掉他。这是何等大胆的言论！敢于向君主提意见，弥补国君决策中的失误，不是给领导拆台，而是补台，即所谓“和而不同”。
约略晚于孟子的大儒荀子从操作层面，谈到进谏纳谏的现实意义。《荀子·臣道》有一段话，可以颠覆世俗对于儒家的看法，大意是：君主决策行事错误，将危及国家政权。大臣们能向君主提出不同意见，被采纳则罢，不采纳则走人，这是劝谏；意见被采纳就罢，不采纳不惜以身相殉，这是死诤；若能联合众人，率领群臣百官强制纠正君主之错，君主虽然不情愿，却不能不听从，从而消除了国之大患，这叫辅弼；如果有大臣能拒绝执行君主错误的命令，借用君之重权，纠正君之错事，使国家转危为安，除去君主蒙受的耻辱，成就国家的重大利益，这叫作匡正。因此，能劝谏、死诤、辅弼、匡正之人，英明的君主会尊敬优待他们，但愚昧糊涂的君主却视之为寇仇。
荀子的这番“臣道”，把臣属在纠正君主错误方面的职责讲得淋漓尽致。可是，这只是儒家的理想，现实政治中，秦皇汉武，都不能容纳臣属的直言极谏，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及至明清，皇权的独断性虽然不至于为所欲为，但是，它作为吏治清浊的总闸门总源头的地位，只是更加突出。只要这个源头没有程序化的制约，所有的文官体制，即使再精致，也都只是一种人治的精致。更何况，唐宋以后科举出身的官僚，选拔程序虽然更加严格，但为“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而奋斗的多，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理想的少。
与西方的权力制约不同，中国古代强调权力协商。和而不同，进谏纳谏，本质上是要求执政者，在重大决策问题上，要与自己的管理团队，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商，一把手权责第一，但是不要搞一言堂。尽管道理言之凿凿，可是，在现实政治操作层面，由于缺乏制度化、机制化的硬性约束，全凭君主的道德自觉，势必出现人存政存，人去政息的现象。像唐太宗与魏征那样的合作，在历史上不过是凤毛麟角！如果不从最高权力的源头建立官员约束机制，再细致严密的文官系统，也终究只是人治的陪衬罢了。
文∣张国刚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