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一个半封闭的“海上要塞”，或者以保卫本土为宗旨的“防御蓝带”，对中国究竟有多大意义？
从广义上说，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乃是一种“海洋转型”进程，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海洋这一全球公域，并且与主导性海洋强国（美国）操控的开放政治经济体系不谋而合。而在30余年的开放为中国积累起可观的红利之后，北京同样试图以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亚太自贸区（FTAAP）路线图等步骤影响更多的国家。既有的外向型经济以及输出资本的意愿，决定了局限在东亚一隅的半封闭势力范围对中国的价值不大。
对南海岛礁的经营，乃至试水印度洋的探索，合乎中国海军立足防御、稳步扩展影响力的既定策略，但不宜，也不必使其成为营造“要塞”的先声。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像陆上战略那样步步为营地累积海上控制范围的“量”，并不能带来海洋能力层次上的“质”变。“一战”前的德国曾试图以“风险舰队”控制北海，继而以北海为杠杆，要求全球范围内的话语权；但一旦英国以远程封锁方式限制了德国海军的活动范围，远离大西洋航路的北海即使为德国所独占，产生的影响也微乎其微。苏联海军同样试图完全控制其濒临的边缘海，但在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时，需要兼顾陆海两个方向的莫斯科被证明很难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海洋。这足以彻底否定“要塞战略”的模式。
事实上，美国自身亦不得不承认：对中国“要塞战略”的判断更多是基于推测，而中国海洋能力上升带来的首先是正面效应。新版战略备忘录明确承认：“中国海军向印度洋和太平洋进军带来的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已经证明它有能力接受国际规范、制度，以及与日益上升的权势地位相称的行为准则。”而海洋就其性质而言，恰恰是最适于分享和合作的介质。在反海盗、执行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任务、在冲突地区实施撤侨以及从整体上保护海洋交通线等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利益和目标一致，这使得它们有可能联手来确保海洋公域的安全。中国海军远洋作战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在区域外投送能力（航母、大型两栖舰）方面的进展，可以分担美国维持全球航行自由的成本；当中国不是试图另起炉灶创建一个新的国际体系，而是积极融入现有的框架时，双方的冲突系数将大大降低。
而与合作和交流并存的中美海上“摩擦”，同样可以从反向加以理解：从2001年的“4·1”撞机事件到近期的南海舰机对峙，中国在14年时间里将其空中侦测和拦截的有效范围扩大了500海里以上，本身即是中国海军作战能力提升的表现。不论双方在动机方面的差异，随着中国海军远海护卫和全球活动能力的增长，与其他国家海军，尤其是在多个海区维持前沿存在的美国海军的各种接触和互动势必进一步增加，而且未必都是善意的。这类接触在考验中国海军灵活性的同时，也为了解和总结对方的行为模式，乃至形成对我有利的海洋“新常态”提供了机会。在通过参与“环太平洋2014”联合军演等活动积累正面国际合作经验的同时，有节制的海上试探、监视、侦听、跟踪与反跟踪等活动，同样可以成为提升战斗力的台阶，并且在和平时期的活动中尤有意义。
一言以蔽之，中国作为一个海岸线并不与公海直接对接的国家，需要首先在周边的“边缘海”拓展战略纵深，继而争取安全通过关键水道和地理“遏制点”的自由；同时，在跨区域作战能力有待养成，而“一带一路”规划把海陆并列为资本外输重点方向的背景下，中国海军的合理定位应当是“先进中等海上力量”，在进一步巩固主要交通线安全的同时，参与更多的区域外非传统安全行动。
文∣刘怡 现代国防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