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0，10名灰色制服的保安和6名白色制服的“内卫”出现了，这意味着即将开门。人声鼎沸，拥挤中，打骂声中，顺序又再一次变动。
气温开始升高，医院门诊楼前面的花坛上那股子尿骚味，越发浓烈起来。
于晨对亮起了路灯的回龙观还是充满好感，毕竟那是他们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之地，它正在孕育一批真正体面的北京人。那里的住户大多很年轻，充满活力和创造力，每当最新鲜的电子产品出现的时候，他们总是第一时间把各项功能玩得烂熟。
回龙观与天通苑能被青年人广泛接受，除了比市区低廉得多的生活成本之外，最重要的配套是地铁5号线。这条线在蛛网之中单骑突出，延展了北京的南北居住半径。用一名接近北京决策层的学者颇为“冷酷”的话说，“它让本想限制的人更容易生存下来”。
于晨在居住9年多之后，在去年12月份带着一丝不舍离开了回龙观。他的孩子已经4岁，很快要上小学，而根据政策北京不能跨区择校，如果在昌平读小学，那么中学也就只能在昌平。
“回龙观周边没有一间好一点的中学，只能往西北方向再搬十几公里，到昌平区的城中心去。这样我们上班的路程就远得无法想象了。而且。就算是昌平最好的中学，也不能与中心市区的学校相提并论。”
稀缺再次发挥作用，这次是教育。于是，这个原本早已被按经济能力分流出去的家庭，已经适应并接受了郊区生活，最终还是在资源的拉力下回到了海淀区。分流与疏解都没有成功，而这样的例子并不少。相当一部分人之所以接受郊区，是因为对有朝一日回归市区心存希望。于晨是成功者，是令人羡慕的。
搬到了海淀之后，他们的邻居成了操着“京片子”的中老年人，没有人再谈论最新的科技产品。
5：54分，门打开了，排队挂号的人们像巴黎的中国游客冲进奢侈品店一样冲进门诊楼，张琴的身影跟着人流一起消失了。光头号贩子一开始承诺“一分钟出号”，后来改成了“一秒钟出号”，但张琴最终没有掏钱。光头这天没有做成一单生意，望着涌进去的人流，眼神有点落寞。
资源稀缺，人口本应自动按比例稀释，但稀缺本身给北京吸引了更多人口。比如因为医疗资源紧张，各大医院周边生活着一群南腔北调的号贩子；一个人生病，一家人都陪着来到了北京，于是，市场指挥着更多人来建立宾馆、小饭店、街头水果摊、鲜花摊……
国家行政学院一名副教授对记者说，“我之所以生活在这里，只是因为家在这里了。”6月23日，几天明媚的蓝天结束了，北京“重度污染”，他的鼻炎发作了，他的鼻炎在这里开始，在这里进展。“但是每个人不都还是那么快乐吗？”前述学者说，线性地去观察和思考北京人的痛苦，也是片面的。
这个城市越巨大，越难以进入，越不容易体面地生存，人们的希望就越强韧，斗志愈炽。某种程度上，这就是社会合力。
小勇拒绝说清楚他的详细居住地，因为这在他的社会关系中属于一个小隐私。像小勇这样的人群，居住在北京最边缘的郊区，就像是一套房子，按照价值大小依次把东西都摆好了，放不下的，就堆到了“杂物间”。
他期待着有一天能够被拿到“客厅”里来。买房子，“今生不太可能”，但他一直想先买车，这并不那么难。然而，北京的交通状况显然已承载不起他这第一步的梦想。随着更严格的限牌，他的这一希望也变得渺茫起来。
于晨用着朋友妻子名下的车牌，前段时间朋友离了婚，他也将很快掉入有车无牌的奇怪局面。
6点半左右，光头号贩子和几个“同行”被怒吼着的几名保安追出了医院门外。出门后，他回头对着保安挤眉一笑，然后又问身边正要进入大门的人：“要号吗？专家号！”
文∣本刊记者 李少威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