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政治”中最应警惕的是取向之保守，利益之固化，而非单纯的年龄。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时已经将近90岁，但不能否认的是他的思想与行动富有勇气和想象力，远远走在很多年轻人前面。
中国历史上甚少出现高龄皇帝掌权的情况。这当然是因为古代人的寿命短，平均寿命过40岁的年代都不算多。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皇帝这个职位不好干，危机四伏，相当数量的皇帝没有寿终正寝的福气。有统计表明，历代皇帝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209人，其平均寿命仅为39.2岁。像南朝梁武帝萧衍、清乾隆都属80高龄仍在位，是极为罕见之事。
真正近现代意义上的老人政治—权威政治下领袖年龄较高—是在清末民初出现的。慈禧的执政团队中，李鸿章70多岁仍为国事奔忙，慈禧自己则一直掌权到73岁去世。在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4位总统，袁世凯、孙中山都是死于总统任上；蒋介石的总统都干到88岁，蒋金国的总统也干到了78岁。
不过，当他们初登政治舞台的巅峰时，年龄并不算老。孙中山、蒋介石第一次当上最高领导人的年龄分别在45岁、41岁。也就是说，他们并非是到老了才执政，而是在执政的位置上慢慢变老。所以，所谓老人政治，其实就是变相的权力终身制而已。和古代的皇帝一样，这些执政者也不愿放弃权力，宁愿伴随权力到生命最后一刻。不同的是，由于医学条件和政治斗争的残酷，古代社会中的皇帝往往未尽天年；而现代社会在技术进步的作用下，延长了统治者的寿命。
这些政治家也并非出于单纯的权力欲，“宁愿留恋权力不放手”，而是近现代政治转型的激烈政治斗争，使得领袖不能轻易退出政治舞台。慈禧、蒋介石都曾一度让出权力，但最后仍卷土重来；或者即使不在最高职位上，也要在幕后掌握权力。因为在权力集中的体制下，一旦失去权力，必定会遇到不可测的后患。所以，一旦掌权，绝不放手，就成为权力斗争的铁律。
对老人政治的推崇也与古代农业社会的稳定结构有关，在一个甚少发生变化的社会里必定依赖老者的经验。但现代社会变化的速度和规模远超以往。政治权力虽仍能全面控制社会，但社会本身已不再支持单一的权威
但看看从清末到民国的历史，为什么变革已行，而老人政治仍可强势地存在，这是因为“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家”。个人对政权的人身依附和民间自组织能力的长期被压制，使得被统治者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因而更加不自信和习惯于依赖权威；而老人政治的出现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依赖体系。由此形成权威政治、老人政治的恶性循环。这种情况有点像典型的东方社会的大家庭：父母年纪越长便越固执，其实是出于对自身权威受到威胁的本能捍卫；而民众则像叛逆时期的青少年，对家长的依赖和怨恨同时存在。而最成问题的老人政治，则是代表既得利益集团的老人政治。历史上慈禧太后最大的恶行并非剿灭太平天国，而是代表保守派二次垂帘听政，扼杀了近代中国最有可能的宪政改革“百日维新”。
所以，“老人政治”中最应警惕的是取向之保守，利益之固化，而非单纯的年龄。如果算年龄的话，70多岁才当选总统的里根，其右翼进取型内政和外交策略使美国重回世界第一的位置，并且赢得了冷战；今年67岁的希拉里，在内政外交上仍持进取心态。如散文名篇《青春》所言，青春并非粉面红唇和冰肌柔骨，而是不竭的好奇心和进取心。这恰是开放社会中老年人的普遍心态。
在中国，伟大的改革者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时已经将近90岁，但不能否认的是他的思想远远走在很多年轻人前面。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提倡干部年轻化，“南方谈话”打破改革僵局，还是主动废除权力终身制，都是富有勇气和想象力的举动。其中废除领导人终身制，从制度上终结了“老人政治”，对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顺利推进影响深远。
当然，要从政治文化上终结僵化保守的“老人心态”，更需在社会层面打破僵化格局，让社会的活跃和开放带来持续改革的动力。毕竟，开放的社会能使老人变得年轻，而封闭的社会则让年轻人心态变老。
唐昊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