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社科院的研究员郭净提到，这些年藏区出现的很多藏文和专业培训学校，很受百姓欢迎，它们属于“另类教育”的一部分，这种学校通常由高僧主办，将寺院教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开办藏文、佛学、美术、汉语、英语，手工甚至影视课程，非常注重教育的整体性。比如青海藏区的吉美坚赞学校，就办得非常有特色。
现代性理念的进入，改变着藏族人对一些事物的看法。王尧提到，现在藏区有不少藏族学者成为某些学科的领军人物，比如某位藏族青年学畜牧兽医，后来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专家。“这在以前是绝不可能的。因为藏区的传统教育中有个缺点——轻视劳动者。劳动者本人也认为自己是贱民，这是从印度传过来的观念。”在印度人的四个等级中，其中最后一个等级就是“贱民”，是不可接触的人，最悲哀的是这些贱民也认为自己是不可触碰的，走到街上，他们拿着棒子敲打，“不要被我碰到，我是不可接触的啊！”这种观念对藏族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传统社会里，打猎的人、屠宰的人、打铁师、天葬师等几种人最受轻视。
在拉萨范围内的巴村，年轻人在今天的选择非常丰富，有的外出读书，有的则在家做生意。随着这些年“西藏热”带动了旅游业的兴旺，巴村人已经有了足够的经济头脑。他们一部分人跑长途货运，一部分人则跑客运。2002年陈波住在巴村时，内地游客刚刚多了起来。巴村跑客运的人，之前多是拉着外国人去西藏其他地区玩，由于语言沟通不顺，巴村人只能充当司机的角色。内地游客来了之后，巴村人觉得语言障碍小了，除了当司机还能做导游，交流很畅快。现在巴村人的经济收入已经完全脱离了土地，村子里有少部分人因为怀念过去的生活方式，在家里养着两三头牛，每天挤奶去拉萨卖，也供给自家人喝。
从表面上看，巴村年轻人穿戴很时髦，跟外部世界的年轻人似乎没有多大差别了。转经筒有了电动的，打奶机有了电动的，点佛灯也有了电灯来代替。但是他们依然在藏历年随着父母去出生地祭拜，依然在内心保护着家户神殿的圣洁性，依然遵从着宗教里不应该逾越的规范。
陈波发现，村落不仅是人们生存的外部形态，村落的公共领域如活水一般，消弭了巴村人心灵之间的隔阂，情感上的瓜葛、信仰上的分歧，为巴村的内部整合、巴村村落身份的新建构立下了功劳。
在巴村的甜茶馆里，陈波一次偶然的加入，发现一个僧人、一个商人和一个从拉萨退休的老人聊着佛教的派别以及藏族经典《甘珠尔》，一个从没说话的老阿妈一直旁听着。“在这间藏区再普通不过的茶馆里，来自不同地方的人通过交流，构建一部映射在村落的历史。这是文字书写的历史上没有的。通过创作和分享这样一部公共的历史，人们找到村落的认同点。而这种交融历史传说与宗教故事的聊天，它甚至让我认为蒲松龄时代的聊斋活动也不过如此。”
而藏人的生活里还有着一个十分有特色的“吉毒”，它是村民人际关系的重要内核。“吉毒”藏语意为“乐苦”，即“共同乐苦会”，多为民间互助的群众团体，有“乐时同吃山头草，苦便同饮洼地水”之意。巴村的老年人会念叨说，儿女不孝顺也不怕，只要在村子里有几户“吉毒”，老了就会有人料理丧事。
巴村人的这种文化理想是和藏区其他村落共享的。在青海的文都乡，夏天时，若干村的人家把所有牛羊集中起来在山上统一放牧。每家出一个人，分成若干个组，每个组7天，轮流到山上放牧。在山上期间，组内的若干人把所带的吃食拿出来共同吃。一旦牛羊有损失，也由组内的人共同负担。7天期满，牛羊点清以后交给下一个组。文都人把这种同甘共苦的制度称为“吉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