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人眼里的神圣空间是被神灵占据的，人不可侵占。按照他们的说法，本来整个世界都是为神灵所有，人为了生存而找神灵借了一块土地，可是人不断扩展这个范围，占用的空间越来越多，对神灵的侵犯也越来越大。郭净说：“圣经里其实也有类似的表达，人在有了智慧之后，破坏了伊甸园的神圣性，才被驱逐出来。”
在郭净眼里，藏族的生命观与现代环保思想相通，但又有本质的区别，这些观念总是通过日常生活和仪式来传承的。比如云南德钦的藏族，喜欢聚在一起“跳弦子”，他们一边拉着一种叫作“弦子”的当地乐器，一起跳舞唱歌。大家在跳弦子过程中唱的藏文歌词，表达的正是藏族人对自然的敬重、对道德的遵从。在藏人一代代的创作过程中，他们用生动方式传承着德育。从十年前开始，德钦的卡瓦格博文化社每年组织各村搞弦子比赛，这种活动完全与旅游无关，而是当地人自娱自乐的一种方式。弦子与仪式性很强的锅庄相比，更为欢快随意，世俗性和娱乐性都很强。这种灵活的方式吸引了当地很多年轻人参与，郭净说：“大家唱诵的神山祈祷文，是用藏文写的，弦子的歌词也是藏文。这比藏文班的课还有效，年轻人不学好藏文，没法编弦子的歌词。”
2000年，郭净和云南做纪录片的朋友章忠云（藏族）、曾庆新（藏族）、和渊（纳西族）与苏雄娟等人一道，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发起了“乡村影像教育”的活动；2007年，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工作的吕宾与云南大学合作，组成了“乡村之眼”团队，他们与当地民间组织合作，将乡村影像的培训发展到云南、青海和四川藏区。来自大学的李昕、陈学礼老师教当地村民如何拍纪录片，然后鼓励他们用影像的方式纪录下当地自然和文化的多样性。
让这些外来的“老师”吃惊的是，藏族人学习影像拍摄非常快，而且拍出的片子视角很独特。他们发现，大学里学了几年的学生会过多关注技术，而不是把影像当作一种表达手段，可是藏族人很快就会跳过技术这一关，在表达内容和拍摄手法上，对科班的影像教育提出挑战。“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藏族人本来就很懂得环境的艺术，我一个学建筑人类学的朋友到了藏区后就很震撼，觉得藏族人可以运用经幡、嘛呢堆、石刻，把自然环境变成一个神圣空间，所以她说“藏族精英是伟大的环境设计师”。另外，藏族人长年浸淫在对自然的尊敬、观察和互动中，藏文明的价值观又从未断裂，这使得最为普通的藏族村民，一旦拿起DV，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能找到自己要表达的内容。”
郭净说，藏民们拍摄的片子，不少让他印象深刻。比如一位叫李卫红的妇女，她一家是生活在澜沧江干热河谷地区的藏族，历史上这里的人们利用雪山水源构建供水体系，构筑起干热河谷绿洲农业生态系统的传统农业。2000年以后，葡萄种植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在卡瓦格博地区迅速发展。李卫红拍了一部名为《葡萄》的片子，讲述一家人种植葡萄的过程。“在我们的环保理念中，反对使用化肥和杀虫剂的理由，是认为这样破坏了环境，最终对人有害。但是李卫红要说的是，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杀死了其他生物，即使它们对人有伤害，这也是不道德的。”郭净说，在藏族人的眼里，生死观并不仅仅限于人类，他们认为所有生命都有生死轮回，不同的生命形式是相互转换和平等的，因此他们所说的环保，并不是有生命的人去保护无生命的自然，而是和谐的生命系统保护人的生存。
还有一位叫扎西桑俄的藏族人，拍了一部叫作《大自然的谢恩》的纪录片，讲述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藏区发生的大饥荒。“内地人谈到大饥荒，大多谈的是人们受到的伤害。但是这个拍摄者访问经历过大饥荒时的一个个牧民，人们谈得最多的是，那几年可食用的野生植物突然长得特别茂盛，一些野生动物也跑到人生活的区域，它们成为人类的食物，拯救了大家。所以这部片子讲的是感恩大自然，感恩非人类的生命。”郭净说，这样的视野超越了一个“小时代”中人人急于索取的消费文化观念，在今天具有国际化的意义。“有时候我们会抱怨自己的时代没有伟大的思想家，我觉得不是没有，而是伟大的思想家或许并不生活在我们熟悉的主流文化里。”
通过环保和影像拍摄，藏文明开始以新的姿态面对外部世界。郭净说，文化的活力来自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外部的刺激和冲撞，为古老传统的觉醒与再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现代环保观念的进入，使藏族人找到了一种重新整合传统的现代语言，成为他们与当地干部、外来开发者和旅游者沟通的介质。而影像作为一种跨越语言文字障碍的工具，能帮助他们更有效地与其他文化沟通，促进相互的理解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