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立群除了拥有过人天赋外，还表现出了超常的勤奋。课余时间，图书馆是金立群时常出入的地方。1965年是“文革”来临的前夕，虽然气氛紧张，但进入高中学习的金立群和他们的同学却坚持着自己一颗单纯读书的心。在每日学习之余，他爱下象棋，也爱长跑。他的同班同学黄雄回忆道，虽然他每次都不能拿到名次，总是掉在队尾，但一定是坚持跑完的那一个。虽然节省路费是金立群假期不回家的理由，但在学校则更能安心学习，恐怕是他内心的真实动机。他在回忆中写道：“1965年国庆来临之前，很多同学急于想回家，日益按捺不住，激动和兴奋的情绪显然占了理智的上风。这也难怪，毕竟都是初次离开父母，思家心切。为了省一笔路费，我是早就做好了不回家的打算的，所以处之泰然。”
仅仅度过一年平静充实的高一生活后，“文革”断送了金立群的大学梦。为外部环境所迫，金立群不得不离开学校，被下放到常熟开始插队，一待就是10年。这期间，他“种地、修水利、造桥、搞乡镇企业、教书”，由于上大学的资格不完全取决于学习成绩的好坏，有两次机会，都因各种原因，与其失之交臂。第一次是1973年，上海外国语学院对他表示出了兴趣，但他被卡在了政治审查那一关。1974年，看似一切顺利，马上他将有工农兵大学生身份时，张铁生的一张白卷，使他再次与大学校园错过。金立群的大学梦，在那个特殊年代，始终难圆。
中学时代打下的坚实知识基础和十年知青生涯中形成的系统知识积累，成为他最终叩开北外研究生大门的内因。1978年，当没有读过大学的金立群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文学的研究生并师从名师王佐良、许国璋时，熟知他的同学、老师都不感到意外。因为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这句话在金立群的身上得到了应验。
研究生学习期间，得到王佐良、许国璋等大师的指点，金立群的知识变得更为系统和扎实。他的同班同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刘润清回忆，班上十来个人中，金立群是年纪最小的男生，他脑子转得很快，嘴皮子很灵，学习努力，爱发言，与其他同学一起讨论问题时，很自信。临近毕业的时候，许国璋力荐这位得意门生进入急需外语人才的财政部，他说：“我们中国有100个英国文学专家差不多也够了，但是缺少财经专家。我相信你是能做好的。”本有些犹豫的金立群，最终选择了财政部。
世行岁月
翻看金立群的履历，世界银行是一条绕不过去的主线，其国际化背景贯穿始终。从一踏进财政部大院开始，他就被派去美国参加有关世界银行工作的培训，回国后又一直在外事财务司工作，负责与世界银行的援华项目打交道。1989年金立群开始担任财政部世界银行司的副司长。
上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与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有过一段蜜月期。长期在世界银行任职并担任过世行中国局局长的杜大伟（David Dollar）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回忆，1980年秋天，世行第一次派遣团队来到中国，他们发现了当时中国计划经济中的一些严重缺陷。第二年，一份名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报告被提交到了世行的董事会。当年6月，世行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被批准开展。这份报告史无前例地在中国政府的官员中广泛传播，被认为是中国政府对外开放的一项突破性举措。报告涵盖了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也包括中国为何在科技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处于落后状态。
1984年，在重庆开往武汉的船上，由世界银行召集的会议中，中国的一些高层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向7位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取经，学习现代市场经济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之后的1985年，第二份报告上交至世行董事会，主要内容是中国在2000年将国民生产总值提高3倍的可行性分析。自1985年后，针对中国经济状况，世行每年会发出一份报告，分析当年的经济发展以及来年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