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世界银行也开始向中国提供实实在在的项目援助。第一个提交到世行董事会的中国项目是与高等教育有关，名为“大学发展”，为26所大学提供设备和材料升级所需要的资金以及资助一群学者前往国外学习。第二个项目名叫“中国北方平原农业”，一年之后获得通过。旨在为土地流失的地区提供资金，以改进灌溉和管道设施，提高农业生产。第三个项目是1982年的“三大港口”，上海黄埔港、天津和广州港口。这三个项目按照计划执行并达成了初定目标。
杜大伟向本刊记者回忆，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在中国的工作重点是更传统的基础设施，如公路、电站。在农村地区也有一些成功的项目，其中包括一些最贫穷的地区，建立灌溉和交通设施以帮助农民增加收入。自1993年起到90年代末，中国一直是世行的最大的借款者。
这期间，从1994到2003年，金立群分别担任财政部世界银行司司长和分管对外交流的副部长。直到现在，一谈起世界银行的贷款项目，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中国政府对其贷款资金监管的超常严格。“世界银行很愿意跟中国合作，因为中国的项目资金使用是最严格的，这也是金立群先生从一开始就奠定的基础。”
2003年，担任财政部副部长的金立群竞选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成功，而且是排名最靠前的常务副行长。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担任亚开行的副行长，金立群要协调域内几十个国家的贷款项目，这段一线的工作经历为其日后执掌亚投行积累了宝贵经验。在王军的印象里，金立群为人直爽、真诚，理论功底深厚，还善于讲故事，常常是能够举一个轻松的例子就能把大道理讲清楚。金立群曾讲起他亲自飞到柬埔寨跟首相洪森协商解决贷款问题的经历。他说，当初洪森首相并不打算见他，但会谈中，他并没有一上来就指责，而是本着坦率、真诚的态度去分析问题，从而赢得了洪森的尊重，问题也很快得到解决。
杜大伟向本刊记者回忆，他在担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的时候，对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金立群印象深刻的是，“他对世界银行的研究成果特别感兴趣”。当时中方和世行有意将世行一些关于中国的研究集结出版，也包括杜大伟自己的研究在内，该书的合著者就是金立群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金立群是一个喜欢读书和钻研问题的人。”
国际金融机构一线工作给金立群带来的，除了经验，还有深切的体会和观察。世界银行僵化的体制被人诟病已久，按照规则设计，重大事项需要超过85%的投票赞成才能通过，但美国一个国家就拥有16%的投票权，也就是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因此，喊了多年的世行改革，到现在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原因就是改革方案在美国国会迟迟得不到通过。而在亚开行做副行长期间，金立群也对其运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深有体会。“他有时候也向我们感慨，一个项目从申请到批准通常将近两年，效率太低了。”王军回忆，“另外，很多亚洲国家腐败严重，项目监督跟不上，造成亚开行的运行效率降低，实际支援效果有限。”
自从肩负起筹备亚投行的任务开始，金立群就在每一个公开场合表达中国的开放心态。若严格按照GDP比例来计算，中国将拥有更大的投票权，但中国并不谋求一票否决权，目前拥有的26%的投票权很有可能随着将来新国家的加入而相应减少。对于66岁的金立群来说，终于在晚年迎来了一次真正执掌一家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机会，如何平衡各个大国之间的微妙关系，如何保证亚投行的高效运行与共赢局面，都是摆在他眼前的挑战。
主笔/魏一平 记者/龚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