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光对她来讲是黯淡的。“研究所根本不相信我会做研究工作。有一个人常在各大杂志发表散文，也教书，也正在做研究工作，似乎对我印象还好，现在看见我总是很窘，已经被警告，所以我也避免跟他说话，免得叫人家为难。起因都是琐事，最大的一项是副院长建议Ferd葬在此地墓园里。如果我觉得出了这钱她们以后就会帮我的忙，也就只要勉力以赴。但是那时候也就看着是这情形，挑拨的人太多，不是这样就是那样。……说了都使人无法相信。”
那时，曾在纽约给过张爱玲暖意的胡适已去世5年。她开始在剑桥译《海上花》时，想起“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她一面做着，一面想，“中国读者已经摒弃过两次的东西，他们能接受？”面对着这些问题时，“也老是感觉着，适之先生不在了”。她写了《忆胡适之》，若不是因为翻译，也不会写，“因为那种仓皇与恐怖太大了，想都不愿意朝上面想”。她也傻劲地钻到了《红楼梦》里去，本来是给《怨女》写序，却因兴趣关系，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红楼梦》资料也多，“越写越长，喧宾夺主，结果只好光只写它，完全是个奢侈品，浪费无数的时间，叫苦不迭”。到了1968年底，张爱玲已把《海上花》首30回的译文交人去打字了。假如她不分心去研究《红楼梦》，她应有充分时间在两年之内把这部吴语小说译完的。夏志清写道：“爱玲说译文上半部打好后‘稍加整理’即可寄给我，但她并未这样做。假如我有她一份《海上花》译文全稿，即使后来她把自藏的那份丢失了也没有关系，书照样可以出版。但不知何故，她从未把《海上花》首三十回或全书译稿寄给我，我所看到的也即是一般读者所看到的张译首二回及一篇简序。”她曾说过，她知道自己非常subborn（固执），但一个作家实在无法顾忌这些，她说：“我现在写东西，完全是还债还我欠下自己的债，因为从前自己曾经许下心愿。”
在剑桥，我们拜访了哈佛大学东亚语言系的王德威教授。这次拜访，就像这次美东之旅的总结。他从办公室围着三面墙、几乎齐屋顶高的书架上，拿下来香港大学后来出的张爱玲的两本英文小说：《易经》（Book of Change）和《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y）。两本书的英文序都是王德威写的。“这两本英文书，如果我从一个一般读者的眼光来讲，在文采上是不如她的中文作品的。她的英文很有特色，甚至有时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也会觉得，这样的英文是不是有些造作，有点刻意的‘洋腔洋调’。这个‘洋’，是指中国味儿，有种老派的味道。这两本书不能在美国出版，我想是有原因的。它不能引起美国读者的兴趣。”这两本书后来都被翻译成了中文。
但如何以审美的眼光来看待这样一位作家的作品？王德威曾有一篇文章，《衍生的美学》。“我认为张爱玲在她晚期，也许创作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部分不如早期。但她花了后半生的时间不断去重写、改写，给过去的生命不同的结尾，投注以不同的眼光与诠释，这种写作的方式，不应被简化为‘炒冷饭’，也不应简化为‘取悦有东方癖好的读者兴趣’。中国传统的叙事学理念，不见得是只强调创作的，重复也是中国故事传统的一种美学能量。而张爱玲是这么一个熟悉中国传统叙事美学，熟悉《红楼梦》与《海上花》的人，读过《海上花》，再读《小团圆》，就会恍然大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张爱玲没有站到那个位置，有很多机缘巧合，也有她的局限——她的题材，她的语言，她的包装。也许韩素音在那个时候占到了东方情调的那个位置，只需要一个就够了”。“她在这里翻译的《海上花》，是她的‘生命之书’，把她带到人间烟火，对她来说非常重要。后来的《红楼梦》也是。对有的作家来说，写作是为了发表，但张爱玲不是。她的写作审美态度，与今天市场作家的创作意义完全是两回事。《海上花》翻译完了，也没有积极地要出版，《小团圆》也并不是她希望发表的，就像卡夫卡喜欢烧掉他的手稿一样。”张爱玲自己说，《海上花》的译文丢了，找不到了。后来，“我们又在南加州大学把它给找到了”。“找到了，却发现她的英文还是不足，她后来状态不是很好，无法出英文版。我们现在看到的英文版是好好地编订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