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女子宿舍出来，沿街漫步。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临近河畔大道的这一带，聚集着多少纽约文学的灵魂人物。索尔·贝娄从格林威治村移居到河畔大道333号，把他的小说《只争朝夕》和《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嵌入到上西区的背景里。艾萨克·巴什维尔·辛格也住在不远的第86街和百老汇大道的贝尔科德，每天在这附近走100多个街区，并把这段街区描绘进了小说《咖啡馆》里。半个多世纪前，纽约是激情澎湃又怪诞如恶魔的。不禁遥想，东方的张爱玲在这里的街道中往来时，是否也曾与他们擦肩而过。她已经翻译过华盛顿·欧文的小说，他是美国独立之后纽约的第一个作家。这是张爱玲与纽约文学人物的一次交汇。不过她觉得：“译华盛顿·欧文的小说，好像同自己不喜欢的人说话，无可奈何地，逃又逃不掉。”回过头再望女子宿舍楼，夜色中，我仿佛看到张爱玲送胡适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风从哈德逊河上吹来，胡适裹严了围巾，将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张爱玲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有点瑟瑟。两人都向街口露出的一角望去，带着些微笑，张爱玲记忆中看得见的哈德逊河的一角灰色河面，却在一个街区之外，未见踪影。我们走向一个街区之隔的河畔大道，哈德逊河迎面横陈。河水满满的，中心漂着许多锚定的帆船，一艘大拖船在夜幕下缓慢滑行。华灯初上，被秋雨打湿的河边小道上，跑步者、骑行者从身边穿行，另一旁的公路上传来汽车呼啸而过的沉沉的声音。对岸，灯火星星点点；云低垂着向河面压去，远处，氤氲薄雾。那时的张爱玲，大概无暇顾盼纽约的意趣，只觉“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想到她这一句，悲凉似也穿透半个多世纪的时空，从云雾深处渗出来。闪耀着的都市丛林苍穹下，两柱幽蓝的光从布鲁克林大桥后升腾，在夜幕相交，如哥特式教堂刺向天空的尖顶，提醒我当下的所在——正值“9·11”14周年纪念日。
刚到纽约不久，张爱玲就先去拜访了胡适。胡适住在曼哈顿东城81街的公寓，如今是暗红色的砖墙，与张爱玲所描写的“一排白色水泥方块的房子”有些出入。楼外面有纽约公寓典型的那种铁制安全爬梯，总令人想到《蒂芙尼早餐》沿这爬梯破窗进入同一楼作家房间的奥黛丽·赫本。入口处像遮阳篷似的罩着一个绿色的冠，像门洞里伸出的鸭舌帽的帽檐。在这幢上西区地段金贵却很普通的寓所里，他早已从大使的位置上卸任下来，赋闲在家。大陆正大规模开展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那是他一生“黯淡中苦行”的时光。张爱玲的《秧歌》在这个时候进入了他的视野，而张则带着一种“如对神明”的仰视，执意来拜访“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的胡适。向楼道里望，仿佛正看见张爱玲和与她同去的炎樱上楼，楼上便随之传来开门的声音——港式公寓的楼道、胡适太太的安徽口音、房间熟悉的陈设、杯中的绿茶，都曾让张爱玲产生了一种时空交叠的感觉。她后来又来过一次，坐在书房里，看着整个一道墙上的一溜书架，高齐屋顶，端坐而少言。胡适讲起大陆，说“纯粹是军事征服”，张爱玲顿了顿，没有回答，她永远是超然在外的，即使对胡适，也不随声附和。胡适立刻换个话题，建议她去哥伦比亚图书馆看书，张爱玲却笑了，她还没有到大图书馆查书的习惯，胡适马上又说到别处去了。后来，胡适邀请张爱玲感恩节去参加唐人街的聚会，但她刚从炎樱朋友家吃饭回来，路上吹了风，回到家吐了，只好作罢。胡适之后去救世军宿舍探访张爱玲，那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1956年3月，张爱玲离开纽约，搬到新罕布什尔州的“麦道伟文艺营”。后来她还曾两次写信给胡适，请求为其申请写作基金做担保人，一次是1956年9月申请古根海姆基金，一次是1958年间，申请南加州亨廷顿·哈特福基金，胡适都欣然同意。在尚未见到胡适前，张爱玲曾从香港写信告诉他：“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了不少益处。”12年后，张爱玲终于开始在麻省剑桥翻译《海上花》，一翻就是几年——在美国的生活印记里，胡适是她写作中一种必然的目光投射，是“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
此后，张爱玲又曾几次回到纽约。第一次是1956年4月，她提出延长在麦道伟文艺营逗留的期限，被拒绝后，她的营友允许她暂住纽约第99街空着的公寓。那段时间里，她发现自己怀了孩子——她在麦道伟文艺营遇到了德裔美国作家费迪南德·赖雅，相互投契，并去他的房中有了同房之好。她从纽约写信告诉了赖雅这个消息，但赖雅坚持不要孩子。在纽约，张爱玲在医院里做了人工流产手术。也是在纽约，赖雅从纽约附近的萨拉托卡泉镇赶来，去她暂住的公寓探望她，并与她很快举行了婚礼。那段时间的张爱玲，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寓居在纽约的？她真的如她所说，怀了孩子，并做了人工流产手术吗？她曾想过要孩子吗？当我在纽约熙攘的街头游走，这些疑问就升腾出来，萦绕不去，却在张爱玲的文字中寻不到答案的踪影。她曾经在《小团圆》里详细描写堕胎，做完手术，“翻江倒海的吐”，“看着抽水马桶里十英寸高的男婴，恐怖到极点，就冲下去”。但即使写堕胎，也没有写过堕胎之前女人的心理挣扎。研究张爱玲的专家、著有《张爱玲学》和《张爱玲学续篇》的高全之告诉我，“在宋以朗出版的书信中，有一封邝文美给张爱玲的信，说‘我记得你曾经给我讲过堕胎这件事’，所以，张爱玲的堕胎，目前已是不被怀疑的一件事”。另一个佐证，就是张爱玲在麦道伟文艺营的两位营友曾写信给麦道伟在纽约的秘书毛莱尔·爱琳太太，信中提到，张爱玲“在纽约病得很重”。司马新为了考证这件事，曾花过极大的精力，也从赖雅的女儿霏丝（Faith）那里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在他的《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一书中，我找到了这句话：“7月14日，他们（赖雅与张）又在电话中通了一次话，赖雅得知怀孕一事是肯定的。他不久即前赴纽约。”高全之说，目前已出版的张爱玲的书信或其他资料中，“还没有记录表明，张爱玲就堕胎这件事与赖雅发生过争执，也没有张爱玲因为堕胎而后悔的文字记录”。张爱玲对于要孩子的态度，有一篇散文《造人》，或可作为佐证。“《造人》里有几句话：她认为一个孩子的成长，父母亲要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否则孩子会很苦。所以，她对于要不要孩子，是有现实面的考量的，包括经济条件，看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