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英雄”吗？擅长文本分析的学者们是这么讲的。但我怎么看都觉得这像个悖论。20世纪那场名叫“现代主义”的运动，紧踏着“世纪末”的浪花而来，过去的英雄已被淘尽，酝酿中的新传统已然“反”了，倘若贝娄的马奇属于这个传统，难道不是“反反得正”了？大流散的犹太民族本无所谓山河破碎，他的身世浮沉才愈显得似是而非，寻根太久，反成无根之叹，偏又赶上拔根而起的20世纪，这可真是一种奇葩的现代境遇，无名的双重流浪。
我不能不想到贝娄本人的生命历程。可巧今年5月，圣扎迦利·利德（Zachary Leader）的两卷本贝娄评传（The Life of Saul Bellow：To Fame and Fortune，1915～1964）出了第一卷。这可能是我读过的最纯粹、最可口的文学传记。利德文风冷静，表面不动声色，内里激情澎湃，作者与其主人公贝娄仿佛有一种天生的默契，像在汪洋上表演双人冲浪。我又有了那种被皮影戏催眠的幻觉，只是这次已辨不清是几层重影。
传记讲的是贝娄人生的头半个世纪，用他自己的话说，是“50年之挣扎”：加拿大的幼年，芝加哥的童年，俄裔犹太移民大家庭贫寒而动荡的生活，少年时代的性冒险与浪漫之爱，成年后由共产党转身为托洛茨基左派革命者的政治经历，突如其来的变故，浪迹天涯……无论事业还是家庭，他都像个临时工，只有写作从未停止。他更换着学校、工作、城市和国家，一轮又一轮地结婚、离婚，透支稿酬支付子女抚养费，同时从现实需求和情感困扰的疾风骤雨中挤时间创作。这样的人生与小说无异，彼此间的关联令人眩晕。但是利德找到了一条线索，那就是涌动在贝娄人生旅程表面下的文学冲动。作者做足了考证的功课，全书650多页，信息量巨大，但绝非一笔四平八稳的流水账，而是一部暗潮汹涌的心灵戏。它借一个沉思默想的起兴，引读者穿过无数偏僻小道，抵达豁然开朗的壮景，又循原路折返，看到路的尽头，再匍匐穿越荆棘丛莽，来想象贝娄曾检验、尝试过然后又摈弃的那些充满诱惑的小径。
贝娄人生中有一个关键的启蒙时刻，利德给了它浓墨重彩的一笔。1949年，34岁的贝娄正在巴黎写一部名叫《蟹与蝶》的小说，文思枯竭，漫步街头，忽然看到从一个水龙头里喷涌而出的水，顺着大街磅礴而去，他顿悟了：“我记得当时就跟自己说，‘好吧，干吗不暂停一下，享受这流水般的自由呢？’”就是那一刻，他想起了芝加哥儿时玩伴的一句话：“我有主意了！”这个玩伴化身成了奥吉·马奇，由此诞生了一部划时代的小说。这是贝娄的超我拔掉了门闩，如同被所罗门封印在坛中抛置大海的魔鬼重获自由，化成一束华丽的焰火喷薄而出。那个俄裔犹太青年带着他羽翼丰满的美国新身份，一下子爆发了。
尽管利德对贝娄的文学历险充满同情，却并未洗白作家的私人生活。整部评传既没有把贝娄偶像化，也没有摆起道学家的面孔斥责他。人性的弱点、上下求索的狂乱内心与势不可挡的社会漩涡之间的冲突，将利德的贝娄评传与后者的马奇历险合二为一，难分彼此。假如这样的冲突存在于“现代性”的核心，那么这个时代还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