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略种种文字上的铿锵，有关丝绸外传，在中国史籍上其实真有一个久已流传的“东国公主”故事。故事的最初来源是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二，其中记载：西域瞿萨旦那国原无丝织业，国君求婚于“东国”，央求“东国公主”将“东国”禁运的蚕种暗藏于帽冠带入瞿萨旦那国，由此获得丝织的秘密。后世考证“瞿萨旦那”是梵文“Gostana”的音译，地处今天新疆的和田，古代又称“于阗”。于阗最早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也即秦统一中原前后，立国则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的西汉年代，特产东方梦想中的玉石。20世纪初，匈牙利裔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在和田东边的丹丹乌里克（Dandan-Uiliq）一处佛寺发现的木版画似乎证实了这则故事，故事又因该版画闻名于世。尽管如此，现代中国学者对于玄奘记载中“东国”的考据却产生了另一种说法。拜占庭史专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绪山在2008年的论文《中国育蚕术西传拜占庭问题再研究》中提出：“玄奘记载中的‘东国’是否指当时的中原王朝？中原王朝嫁公主于西域是国家大事，史书必有记载，而中原王朝史书无公主下嫁于阗的任何记载，说明故事中的公主并非来自中原王朝。”“欧阳修《新唐书·西域传》记于阗也提到此故事：初无桑蚕，丐邻国，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许之。将迎，乃告曰：‘国无帛，可持蚕自为衣。’女闻，置蚕帽絮中。关守不敢验。自是始有蚕。女刻石约无杀蚕，蛾飞尽得治茧。”“将‘东国’改作‘邻国’，说明作者已经明白公主和蚕种都不是来自中原王朝。有的学者认为‘邻国’很可能是楼兰（鄯善），是有道理的。”
有关蚕种西传的西方故事始于玄奘在译经业余写下《大唐西域记》之际。玄奘卒于公元664年，次年武则天登基，依稀让人想到织女星曾为天之“紫宫”的年代，只是之前西方已经出现关于丝绸的另一些传说，也即那些被雷海宗斥责为拜占庭“编造”的故事。不过张绪山在论文中提醒：“毫无疑问，雷先生指出中国从来没有保守过养蚕法的秘密的事实，是正确的，因为中国文献中找不到禁止养蚕法外传的记载。不过，他断言是拜占庭帝国的少数人‘编造这样一个故事’、‘故意神秘其说’、‘贼人喊捉贼’，则是不确切的，从拜占庭原始史料中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关于东方育蚕术传入拜占庭帝国这一事件，存世的拜占庭文献中有三处记载，其中以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I）的重臣、公元6世纪初的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可比（ΠροκOπιοS O ΚαισαρεUS，Procopius of Caesarea）在《查士丁尼战记》（Yπερτ.νπολ.μωνλ.γοι，DeBellis）中的记载最为详细。张绪山根据希腊原文译出了这段故事：“大约在同一个时候（注：公元552年前后），几位来自印度人（居住区）的修士到达这里，获悉查士丁尼皇帝心中很渴望使罗马人此后不再从波斯人手中购买丝绸，便前来拜见皇帝，许诺说他们可以设法弄到丝绸，使罗马人不再受制于波斯人或其他民族，被迫从他们那里购买丝货；他们自称曾长期居住在一个有很多印度人、名叫赛林达（Σεξ.λδα，Serinda）的地区。在此期间他们完全弄懂了用何种方法可使罗马国土上生产出丝绸。查士丁尼皇帝细加追寻，问他们如何保证办成此事。修士们告诉皇帝，产丝者是一种虫子，天性教它们工作，不断地促使它们产丝。从那个国家（赛林达）将活虫带来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很容易很迅捷地设法孵化出活虫，因为一个丝蚕一次可产下无数蚕卵，蚕卵产出后很长时期，以厩粪覆盖，使之孵化——厩粪产生足够热量，促成孵化。修士们做如是解释后，皇帝向他们承诺，如果他们以行动证明其言不妄，必将酬以重赏。于是，教士们返回印度，将蚕卵带回了拜占庭。他们以上述方法培植蚕卵，成功地孵化出蚕虫，并以桑叶加以饲养。从此以后，养蚕制丝业在罗马领土上建立起来。”
在普罗可比之后，拜占庭还有两位历史学家记载过此事，分别是公元6世纪末的赛奥凡尼斯（Θε.φανη.，Theophanes of Byzantium）和12世纪的佐纳拉（.ω.ννη.Ζωναρ..，John Zonaras）。佐纳拉的记述极其简单，赛奥凡尼斯的版本倒是为学者考证东方蚕种的输出途径提供了不少有趣的佐证：“查士丁尼执政时，某一位波斯人在拜占庭展示了丝蚕孵化之法。此前罗马人对这件事一无所知。这位波斯人离开赛里斯国（Σ.ρε.，Seres）时，以手杖盛蚕卵，将它们带走，安全地携至拜占庭。阳春告始，他将蚕卵置于桑叶上。蚕以桑叶为食。蚕虫食桑叶后长成带翅的昆虫并完成其他任务。后来查士丁皇帝（查士丁二世，565～578年在位）让突厥人观看育蚕吐丝之法，突厥人大为吃惊，因为当时突厥人控制着赛里斯人的市场和港口，这些市场和港口从前曾为波斯人所控制。”（张绪山译文）
在这一版本中，不只是神秘的“赛里斯”再度跟随更加暧昧不清的“赛林达”出现，而且几位“印度修士”变成了一位颇具“世界贸易大同”精神的波斯人。“赛里斯”与“赛林达”的定位问题在挑战度上堪称中亚史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这两个地名如同哥德巴赫猜想中那两个不拘管辖的质数一样、至今不肯就范于史学家们为它们划定的任何区域。在19世纪后期，也即来自中国的生丝出现在伦敦第一届世博会后的那些年代里，包括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英国汉学家裕尔（Henry Yule）乃至探险家斯坦因在内的西方研究者都普遍认为：“Serinda”是一个类似印度支那（Indo-China）的复合词，表示介于“赛里斯”和印度之间的中间区域，很可能是和田。近一个世纪后，中国学者季羡林也附议：“所谓赛林达就是指的新疆一带，再缩小一下范围，可能就是和田，因为和田是最先从中国内地输入蚕种的。在古代，和田一带的确住过印度人，那么印度人从这里把蚕种输入罗马也就不足怪了。”然而，这并不能阻止“赛林达”们开始各种如同“克里克里巴巴变”一般的变身。美国历史学家赫德逊（Geoffrey Francis Hudson）在20世纪初提出：赛林达（Serinda）指的是交趾支那（Cochin-China），更确切地说是柬埔寨。同时代的法国东方学家戈岱斯（George Coedès）则认为赛里斯人居住的地区应在“突厥斯坦”。不仅如此，在大量辑录和研究古希腊罗马古典作家有关东方的记载后，戈岱斯得出了一个更具东方色彩的结论：“如果这一名词明显起源于东亚，那么它就是相继或者同时泛指许多部族——对于西方人来说，所有生产和贩卖丝绸者都是赛里斯人。”
张绪山在2008年的论文中则提出：“就普罗可比和赛奥凡尼斯的记载而论，关键问题在于赛里斯地望的考证，因为普罗可比的‘Serinda’实际上是由‘Ser（es）’和‘Ind（i）a’两部分构成，它的前一部分也就是赛奥凡尼斯记载中的‘Seres’。”“普罗可比提到由米底（Media）进口到拜占庭的‘米底布’时写道：‘这就是丝绸，人们现在习惯于以它制造衣装，从前希腊人称之为米底布（Medic），现在称之为赛里斯布（Seric）。’从前希腊人称丝绸为‘米底布’，说明直接经营丝绸贸易的中介者是波斯西北部的米底人（Medians），是他们将丝绸卖给希腊人；后来拜占庭人称之为赛里斯布，说明当时他们知道赛里斯人是丝绸的主人，米底人不过是居间经营者，并非生产者。”米底人公元前9世纪为亚述的臣民，公元前6世纪被波斯击败后与波斯人融为一体。时至赛奥凡尼斯书写历史的公元6世纪后期，米底人似乎在商业上也遭受了挫折。赛奥凡尼斯的蚕种故事暗中引出了一个即将在陆上丝绸之路贸易上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族群：粟特人（Sugda）。查士丁二世向突厥人展示“育蚕吐丝之法”，更多近似某种外交上的实力炫耀。拜占庭曾长期挣扎在波斯对东方丝绸贸易的垄断之下，突厥的崛起给了拜占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机会，只是在此之后仍未突破与突厥联盟的粟特人的贸易网。当代希腊历史学家科尔多西斯（Μηρα.ι Κνξδ.ζεο）认为：“鉴于白匈奴人控制的地区为波斯人和突厥人所瓜分，前者得到了巴克特里亚（Bactria），后者得到了粟特地区，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赛奥凡尼斯的赛里斯国（普罗可比的赛林达）应是粟特地区。此外，根据拜占庭史家弥南德（Μ.νανδρο. Προτ.κτωρ）的记载，突厥统治时期，主要是粟特人居间将丝绸卖给拜占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