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东传也将这套舍利瘗埋制度传递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正如之前中国传播了源自西方与本土的玻璃烧制技术。《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中说，药师琉璃光佛为度众生发了十二大愿，其中第二大愿是：“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清澈，光明广大遍满诸方，焰网庄严过于日月，铁围中间幽冥之处互得相见，或于此界暗夜游行斯等众生，见我光明悉蒙开晓随作众事。”汉传佛教诸经籍关于佛家七宝的记载各有不同，但一般都把“琉璃”列入其中。唐代慧琳编纂的《一切经音义》中记载：“吠琉璃，宝名也，或云毗琉璃，或但云琉璃。须弥南是此宝也。其宝青色莹彻有光，凡物近之皆同一色。帝释髻珠云是此宝。”直至唐代中国对玻璃是天然形成还是人工合成仍尚存混淆，但中国独有的舍利瘗埋制度无形中与佛经中的“琉璃”形成了某种默契。其间隐含的另一层与西方的契合却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公元1～2世纪，玻璃骨灰瓶开始在罗马流行，这正是罗马帝国开始施行火葬的时期，也正值中国最热衷以丝织品入殓佑护亡者升天的两汉时期。
君士坦丁堡的玻璃工匠纷纷逃亡至威尼斯时，中国也早已远离了曾经“天下朋友皆胶漆”的“开元全盛日”。在曾经隶属唐代的疆域中，这段时期即将留在史书上的至少有四个政权的名称：南宋、金、西夏、西辽。承继自罗马的拜占庭玻璃工业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曾一度面临危机，中国的丝绸业虽在此之前就经历了唐衰落后五代十国近一个世纪的战乱，以及北宋到南宋的变迁，却变得益发繁荣。
如同很多事情一样，唐代也是中国丝绸业的巅峰期之一。史载唐武则天时织染署有织工365人、内“作”使有绫匠83人、掖庭局有绫匠150人；唐玄宗时，贵妃院中有700名织工为杨玉环织绣服饰，诸州官锦坊人数则难以统计。私营纺织作坊中不乏“赀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绢、锦等丝织品被纳入“租庸调制”更使得官府仓库“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但唐代对中国丝绸业的意义远不止于数量，更关键的是为丝织技术带来的西域色彩浓厚的变革，不计工艺烦琐、但求华丽为上的“锦”可称为丝织品中的王者。赵翰生著《中国古代纺织与印染》中记载：“唐代的锦分经锦和纬锦两类。经锦是唐以前的传统织法，蜀锦即其著名品种之一，是采用二层或三层经线夹纬的织法。唐初在以前的基础上，又出现了结合斜纹变化，使用二层或三层经线，提二枚，压一枚的夹纬新织法。以多彩多色纬线起花，比之经锦能织制图形和色彩都大为繁复的花纹。”“纬线起花”是蚕种西传后典型的西方织锦技术。以唐代为界，中国的织锦技术由此划分为两个阶段：唐以前是经锦为主，纬锦为辅；唐以后以纬锦为主，经锦为辅。恰如萨珊玻璃器在公元651年萨珊王朝衰亡后仍对中国本土玻璃器制造留下浓厚的伊斯兰风格影响一样，中国丝绸以盛世的气度接纳了来自西方的繁华。
纯粹从丝绸史上看，北宋与南宋发扬光大了唐代的丝织业传统，尤其在数量上达到了又一登峰造极的阶段。《中国古代纺织与印染》载：“宋代的官营丝绸生产组织形式与唐代相似，但规模远胜唐代。其时的官营丝绸生产作坊除京城之外，还遍及全国主要丝绸产地。”“绫锦院在端拱元年（988）有400多张绫锦织机，1034名匠人。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文思院年织绫1100匹，用丝3.5万余两。元丰六年（1083）成都锦院有117间场房，154台织机，共用工人449人，共用挽综工164人，织工154人，染匠21人，纺绎工110人，每年用丝11.5万两，染料21.1万斤，生产锦1500匹。”同时宋代还出现了数以万计的专门从事纺织的家庭机户，他们由官府统一提供原料，产品同样由官府统一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