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傅咸比潘尼大11岁，“刚简有大节。风格峻整，识性明悟，疾恶如仇，推贤乐善”。比傅咸晚7年去世的潘尼“稳静恬淡，不与人争利”。所谓西方“真玉”与东方“琉璃”间的纠结难得地在那个纠缠不清的年代出现了东方式的拈花一笑，东方工匠也不失时机地在此时为源自西方的玻璃工艺敞开了大门。魏晋时期，玻璃吹制工艺进入中原，产生了大量产自本土的效仿萨珊玻璃的器皿，“吹制”更代替“模压”成为北魏之后中国玻璃最主要的生产方法。从西汉到下一个堪称“东方盛世”的唐代，中国丝绸的图案与花纹排列方式中经常也可以看出西域的影子，只是已经很难说这期间东西方到底各自影响了谁。因为考古发现和史籍证明：先于萨珊王朝时期，蚕的繁殖以及蚕丝获取的知识已经被丝绸之路西端的许多国家以及中国东面的朝鲜和日本共同分享。
开放的蚕种与隐秘的镜厅
谈及中国丝绸，很多中西书本上都会出现这样的说法：“中国对育蚕术严格保密。”但实际情况却很有可能与此大相径庭。从史书上看，至少中国对于自己的东邻没有保密。《汉书·地理志》记载：“殷道衰，箕子去朝鲜建国，教其民以田蚕织作。”因此，早在殷商时期，中国的蚕桑技术可能就传到了朝鲜。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暂无史料可查，不过《三国志·东夷传》记载：“正始四年（243）倭王派使八人，来献倭缎。”由此看来，丝绸技术传入日本的时间不应晚于汉代。
中国历史学家雷海宗在1954年提出：“中国向来对养蚕法没有保守过秘密，日本以及所有远东国家的桑蚕业，都是传自中国，今日全世界的养蚕技术，也无不直接或间接导源于中国。至于拜占庭在6世纪中期如何由中国学得此术，在当时中国并未注意及此，中国任何方面不反对外人学习养蚕法，也无人主动地向外传播养蚕法。此事在拜占庭恐怕也只有少数人知其内幕。这少数人编造这样一个故事，一方面是故意神秘其说，以抬高桑蚕的地位；一方面是贼人喊捉贼，是他们自己一个不可告人秘密的恶意反射，因为他们学得饲蚕术后，立即定为国家的秘密，禁止外传，以便拜占庭政府可以垄断。拜占庭统治集团中少数人编造的这样一篇彻头彻尾的胡诌，欧洲的历史学者不做思考地传抄了14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