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义
张伯驹回购《游春图》，可以看作这幅古老名画一段新生命的开始，历史与未来相通之后，不同的判断线索让这幅画的命运走向了迥异的方向。
格外吸引人的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明确质疑声。
较早对这幅画提出疑问的是沈从文。1946年夏天，他随北大从昆明回到北平，听说溥仪伪皇宫中散失的《游春图》流落到了琉璃厂的古董店玉池山房里。沈从文借着北大拟拨款筹建博物馆的机会，前后六次去看了这幅不轻易示人的名画。一年后张伯驹将其买下，又应北大邀请公开展览了两次，沈得以细细观之。他在《读展子虔〈游春图〉》一文中回忆道：“我觉得年代似有问题，讨价又过高，未能成交。我的印象是这画虽不失为一件佳作，可是男子的衣着，女人的坐式，都可说有问题，未必出于展子虔手笔。”
沈从文试图从后人画录中对展子虔的记载寻找线索。“看看叙录中展子虔作过些什么画，长处是什么，《游春图》和他有无关系。可能因为这种分析综合，可以得到一点新的认识；也可能结果什么都得不到……却希望给同好一种抛砖引玉新的鉴定工作的启发，我相信一部完善的中国美术史，是需要有许多人那么从各种角度注意提供不同意见，才会取得比较全面可信证据并相对年代的。”最终他认为这幅画是展子虔真迹的证据并不足够。
1978年，建筑历史学家傅熹年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游春图》年代探讨的文章，从画中人物服饰和建筑风格进行考究，认为这幅作品可能是北宋宫廷画师的摹本，给沈从文当时的猜测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游春图》是一幅山水画，如果仅仅从山水画的风格特点上来分析，目前可资比较的只有敦煌石窟中的一些隋代壁画。但二者除了地域上的悬隔之外，壁画与绢素画的差别也很大，因此很难取得一致性的意见。
“如果从画中所表现出的人物服饰和建筑物的特点来分析，则较易达到目的。因为前代人不能穿后代人的衣冠，不能住后代形式的房子，这是十分浅显的道理。”傅熹年于是从人物的幞头、建筑的斗栱、鸱尾和兽头四个方面做了比较。
《游春图》中人物所戴幞头，巾子直立，不分瓣，脑后二脚纤长，微弯，斜翘向外。根据唐宋共四种文献中对幞头形制的描述，对照上世纪50年代以来出土的大量唐墓壁画和唐俑中所反映的巾子形象，可以看出从唐贞观年间至晚唐及五代，幞头上的巾子形状逐渐从小而圆锐演变成前倾或后仰的样貌，由此推测，隋代的幞头应更为低平，这就与《游春图》中巾子高而直立的样子不相符。
《游春图》的右上角画有一座殿宇，正中是一座重檐歇山屋顶的正殿，下檐面阔三间，四根柱上皆有斗栱。根据现有材料看，隋至唐末近300年间，斗栱的做法大致可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游春图》的斗栱特点和第三个阶段的做法相同，因此它的时代不应早于晚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