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人比希腊人更加务实与开放。今天人们去万神殿，除了欣赏建筑艺术，主要是为了瞻仰文艺复兴画匠拉斐尔的陵墓。“万神殿”这个名字显得不是那么恰如其分了。而在帝国时代，它供奉罗马的所有神祇。罗马人习惯于把被征服者和外来移民所奉之神引进万神殿；同样，他们也允许迁入罗马的外地人带着他们的神同来，以免新居民的精神道德之源被突然折断，而无法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罗马的万神殿成了容纳各民族文化的熔炉与庇护所。公元3世纪的基督教护教士米努西乌斯·费勒克司说：在罗马人接受其他各民族宗教礼仪的同时，他们也就为自己赢得了一个世界帝国。
人们对罗马帝国的衰亡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解释：穷奢极欲；瘟疫、战争和道德败坏导致的出生率低等因素致使人力资源严重短缺；气候变化导致饥荒与瘟疫……无论如何，从3世纪开始，危机波及罗马全境：经济凋敝、城市萧条、政局混乱、官场腐败、内战频繁、大批的日耳曼和匈奴等蛮族带着浑身野性冲进帝国。
建于315年的君士坦丁凯旋门是帝国的最后一座凯旋门——并非纪念对外征服，而是纪念一次内战。在古罗马留下的三座凯旋门中，它保存得最好。三门三拱，前后两面分别以四根高大的科林斯式圆柱为衬，柱基雕花，柱顶立雕像，轩昂之中显得华丽。许多参观完斗兽场的游客，会选择在这里歇脚，或者以它为前景拍摄一张斗兽场的照片。
朱龙华在《罗马文化》中指出，君士坦丁凯旋门的浮雕装饰表现出帝国的没落——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从帝国初期的建筑上搬过来的。从图拉真广场上搬来的两块表现图拉真出征的浮雕，装在中央拱门的内壁；从哈德良的建筑物上搬来的几块圆形浮雕，摆在门上最显眼的位置；檐壁上的好几块方形浮雕，是从马可·奥理略的纪念碑上搬来的。真正属于君士坦丁时期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两边小拱门上的两幅横浮雕，分别表现皇帝在罗马广场上发表演说和向群众发放救济粮款。图拉真时代浮雕能够生动地展示人物形象，并在很浅的浮雕上展现三维空间感。但在君士坦丁的演说场景中，皇帝能被辨认的唯一原因是他被放在正中央而且是唯一以正面表现脸部的人，构图是简单的一字排开，没有空间和舒展的余地。人物的头部过大，与身躯失去了比例。
在崩坏的年代，一种新的宗教开始取代人们对帝国的信仰。基督教从帝国的东方行省流传过来。基督教的洗礼、相信永生、天堂、地狱、在星期日举行宗教仪式等元素深受公元1世纪盛行于罗马帝国的波斯密特拉教的影响，它关于死而复生和追求美好来世生活的信条则和埃及、小亚细亚等地的宗教有关。圣母、圣子的故事也脱胎于埃及的伊西斯与荷鲁斯的传说。
基督教吸收了斯多葛学派的平等主义和世界主义普世精神，而斯多葛又为基督教在罗马世界的传播铺平了道路。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话说：一个基督教世界，“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
3世纪上半叶，基督教会主教与行省总督、财政官员等往来密切，一些基督徒也成为政府各级官员。到公元286年，基督徒士兵已经构成罗马帝国西班牙兵团的主要成分。罗马宫廷中的信奉者大有人在。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的母亲、戴克里先的妻子和女儿，以及皇帝周围的一些重要官员都是基督徒。
这对罗马意味着什么？死亡、分裂，以及6世纪后罗马广场牛羊徜徉、帕拉蒂诺山可闻狼嚎的近千年？在今天依旧伟大的罗马城，我更愿意用一种浪漫主义情怀来理解它。在帝国衰亡的历史车辙下，罗马的时代精神为这座城市找到了出路。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正式承认新的一神信仰。罗马，从世界的首都变成了基督教的首都。
（参考资料：《世界文明史》，威尔·杜兰特著；《罗马艺术——从罗慕路斯到君士坦丁》，南希·H.雷梅治著；《罗马文化》，朱龙华著；《西方美学史》，蒋孔阳、朱立元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