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
一
《有一首歌》。有一首什么样的歌？席慕蓉说，她当初（推算起来，大约是1946年）在南京初入小学，“我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却学会了一首老师教的歌”。这首歌的歌词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里？在上海，在南京，我的朋友在这里。
后来在新竹，她的女儿读幼儿园了。有一天，这个三岁多的小天使从幼儿园里带回来一支新歌要唱给母亲听。这可爱的女孩用那稚嫩的童音唱出来的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里？在台北，在新竹，我的朋友在这里。
席慕蓉写道：“刹那之间，几十年来家国的忧患，所有的流浪，所有的辛酸都从我心中翻腾而起，我几乎要失声惊呼了。”以致在含糊地应付了女儿的询问之后，她“一个人站在屋子的中间，发现热泪已流得满脸”。
所谓“作家写出来的，只是冰山的尖顶”，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表面上看，不过是一首儿歌罢了，老师用4句简单的歌词教小朋友温习数字，这首歌由20世纪40年代传到70年代，由南京传到台北，因地制宜而改了几个字。那说不清楚的四十年来的家国，说不完的万里山河，却在这一改之间汹涌而出，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为什么我的朋友“在上海，在南京”改成了“在台北，在新竹”？昔日住在上海、南京的朋友有几人来到台北和新竹？那仍留在上海与南京的，是否还是我的朋友？而我来到台北和新竹之后究竟又交上了多少朋友？老朋友是否有一天能够失而复得？新朋友是否会得而复失？这千种百样的变化与可能，都随着作者的笔势，化成了我们心头翻腾的情绪。
许多年前，我在电视台打工，当时也常常听到“有一首歌”，歌词好像是这样的：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出三峡，中午经长沙，到了晚上宿金华。
这也是一首儿歌，作词者是为了满足儿童的幻想而构思的。可是越听越不对劲，在台湾生长的小孩子，怎知道长沙和三峡相隔多远呢？怎知道金华在哪里呢？而且两岸其时尚未通邮，旅行悬为厉禁，他不能去到那些地方漫游的啊。于是，这首歌的歌词得改。
大约是执笔修改的人认为台湾岛太小，难以产生浪迹天涯的快感，所以修改后的歌词变成了：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上出海牙，中午经罗马，到了晚上住华沙。
我当时也几乎为之潸然泪下，“男儿志在四方”，这四方竟只能是异国外洋！修改后的歌词无意而忠实地做了社会心理的一面镜子。
二
如前引述，席慕蓉借《有一首歌》抒发“时代感情”，用笔是极其含蓄的。她在《有一首歌》里面，并不常去触碰诸如此类敏感的、极其入世的、“男性化”的题材，她把焦点放在家、孩子、院中的树，以及树上的鸟、盛开的花，还有回味无穷的旅行诸般事物之上，还有她的画，她的个人趣味，等等。她有一个十分精致也相当宁静的世界。在这个小世界里，她用笔不但正面切入，肌理露现，而且往复萦回，勇于发挥。
大体上说，这是一位悟性极高的女作家，描写在物质基础具备之后的灵性，描写有教养、有节制之后的纯朴天真，从而提供了大众化的禅意哲理，几乎描绘出一种生活方式来。本书中，作者在《夏天的日记》里有一段话，可以看作是作者的创作旨趣：“就好像小时候在玻璃窗前就着光慢慢地描着绣花的图样一样——一张纸在下，一张纸在上，下面的那张是向同学借来的图标，上面的那张是我准备好的白纸。窗户很高，阳光很亮，我抬着双手仰着头，聚精会神，一笔一笔地描绘起来，终于把模糊的图样完全誊印到我的白纸上来了。等到把两张纸并排放到桌上欣赏的时候，我觉得我描摹出来的花样，比它原来的底稿还要好看，还要出色。”
底下原有的图样，是她的生活，上面一张新画成的图样，是她的画、她的诗、她的散文。作品是作者对人生的解释，她在散文中所表现的是经她解释过了的人生，而她对生活的体认是“知足”，是“充满感激”，是“世间很多安排都自有深意”。这种感悟并不是像标签那样贴在文章前头，而是一种精神、一种气质，充盈于每一篇文章、每一段文句之中，是用这种心情重新生活过，再写下来。这样“说到做到”的作品是相当难得的。
再选一段做个例子吧，作者说当“我”很小的时候，有人给了“我”一块很漂亮的小石头，“我”走出走进都带着，爱不释手。可是有一天傍晚，“我”忽然起了个念头，把石头往身后反抛出去，看能不能再找回来。结果呢，石头落进草丛里，无影无踪了，我只落得无数慌乱与悔恨。
作者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走过不少地方，经历过不少事情，看过不少石头，家里也收藏了不少美丽的或者奇怪的矿石，但是，没有一颗可以替代、可以让我忘记我5岁时丢失的那一颗。”作者还说：“想一想，当年的我若是能在那个傍晚找回那颗石头，在小小的5岁孩童的手中又能保留多久呢？……可是，就因为那天的我始终没能把它找回来，它因此反而始终不会消失，始终停留在我的心里，变成了我心底最深处的一种模糊的憾恨，而它的形象也因为这种憾恨的衬托而变得清晰与美丽了。失去了一块普通的漂亮的石头，却‘得到’一颗珍贵的‘宝石’，失比得更为有福。”基于这种领悟，作者进而“以不同的角度”谈到离别。她反复地沉吟：真有离别吗？在她看来，没有。因为，如果在离别之后，一切的记忆反而更加清晰，所有相聚时被忽略了的细节也都一一被想起，并且在心里反复地温习；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在回溯时都有了一层更深的含意，每一段景物的变化在回首之时也都有了一层更温柔的光泽，那么，离别又有什么不好呢？
既然连“失去”都可以是人生的一种福利，那么“得到”更是甜美得沁人心脾了。作为诗人和画家的席慕蓉从未讳言她怎样享受她的生活。对于鸟声：“我每天都能听到它们那种特别细又特别娇的鸣声，听了就让我想微笑，想再听。”对于晒衣房里挂在竹竿上的衣服：“孩子们现在这样幼小，这样可爱，这样单纯地依赖着我们，竹竿上晒着的他们的小衣服，和父母的衣服挂在一起，好像衣服也有一种特殊的语言。”买菜的日子：“寻常的市井人生，寻常的熙熙攘攘，手上拿着一斤半斤的青菜，在木瓜、西瓜和荔枝之间挑挑拣拣，享受着一个寻常妇人所能得到的种种快乐。”她，在鸟声中醒来，在花香中、在“何必在意那余年还有几许”的歌声中沉沉睡去。她曾经独自骑着车在迂回的山路上追逐月亮，曾经在暮色里抱着一束百合，无端地泪落如雨……
她写得那样迷人，你不能不说，那样活是她的权利。
她写得那样有说服力，你不能不想，如果不能那样活着，也未必有理直气壮的光彩。
（山高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书滋味》一书，王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