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场65场，33进球26助攻，孔卡将自己在中超的数据定格于此。这位阿根廷球员的职业发展逻辑给予了世界足坛新的思考：欧洲已经不再是南美球员“淘金”的首站。
在王原看来，一个是足球人力青黄不接的巨大市场，一个是急需寻找新市场的最大足球人力输出地，二者的合作意愿近年来愈发强烈。不过，合作模式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长久以来，国内足球队引进外援的方式主要依靠猎头的资源，后者获得独家的俱乐部交易信息后，寻找相匹配的球员资源，赚取佣金。“现在除了这种转会模式，我们正在用南美人习惯的风险投资模式来操作球员经纪，也方便与他们进行沟通。”王原是国内最早拥有国际足联经纪人牌照的24人中的一位，在2012年就开始以南美模式运作球员经纪业务。
在巴西，除了教练和球员外，最多的便是足球经纪人，进入到21世纪后，南美地区将球员经纪生意发展成为“风险投资”形式：经纪人利用募集过来的资金，帮俱乐部从南美等地买球星苗子作为投资产品，并约定二次转会收益分成比例，这样球星转会形成的差价，就为投资人提供了盈利空间。
“时也势也，国内足球经纪采用这种新的商业模式，与全球足球市场的变化有相当关系。”前国际足联驻华代表朱晓东接受《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记者采访时表示。
被盘剥的南美
就像孔卡一样，大多数南美球员都是先在本土联赛打出一些名望后前往欧洲“淘金”，在其职业末年才会想到来亚洲联赛“养老”，因为在这些足球水平欠发达地区，他们的体能尽管廉颇老矣，但经验、技术仍能大杀四方。
然而近年，各大中超俱乐部在国际转会市场上一掷千金，都是想获得那些正值当打之年的优质球员，孔卡一个无缘阿根廷国家队的球员在广州恒大的年薪约为1060万欧元，位列世界前十，只有梅西、C罗、鲁尼这些世界级的球员可以排在他的身前。
与此同时，欧洲职业球员的工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俱乐部无法保证大多数球员的工资待遇，根据《米兰体育报》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当时意甲年薪最高的是米兰锋线头牌伊布拉希莫维奇，达到900万欧元，而年薪最低的为巴勒莫阵中的加纳人阿夸，只有3万欧元，两者的差距是整整300倍，而同样的问题在英格兰、西班牙等地已屡见不鲜。
就这样，中国与欧洲在薪酬体系上此消彼长，让南美球员对于自身职业规划有了新的认识：在2004年的中超元年，整个中超的外援人数为25人，其中南美球员仅为5人；而到了2014年，79人的外援中，南美球员人数高达33人，已经在中超赛场上刮起一股“南美风暴”。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南美地区只是拥有足球产业链的上游产业，并没有自己的品牌终端，在以资本为导向的足球世界中，巴西、阿根廷为代表的南美诸国只是为欧洲俱乐部所下的订单来提供产品，溢价能力并不高，巴西在本届世界杯上被德国7：1的比分横扫，更是让包括巴西总统罗塞夫在内的诸多人士开始关注巴西被欧洲盘剥的事实。
相比于和欧洲合作，南美与中国合作可以获得更多的“实惠”。
山东鲁能作为中国职业联赛的传统强队，除在上赛季开始加强对巴西球员引入工作外，还在今年修建了鲁能巴西体育中心，聘请巴西团队管理鲁能足校、与圣保罗俱乐部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多层次的海外合作、筹建巴西青训基地等一系列重要举措。鲁能巴西体育中心的开张受到了当地的好评，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巴西世界杯开幕前的场馆工期拖沓问题。
普拉蒂尼的反感
实际上，南美足球的商业开发潜力有限，南美俱乐部尽管门票收入在理论上可以形成规模，但转播收入完全就是“天方夜谭”，因为该地区尚未完成电视机的完全普及。更为可怕的是，环球电台常年垄断着巴西足球转播，俱乐部的转播分成很少，加之很多俱乐部都欠债于环球电台，而电台提前支付的转播费用只能够暂时解决俱乐部的资金流问题，若想保证基本营收，就只能依靠输出球员和降低经营成本。以巴西为例，在过去20年里，巴西球员转会国外已经为这个国家获得了20亿美元的收入，在巴西的全国注册球员中，有将近25000人月薪低于巴西最低工资标准的两倍，也就是1240雷亚尔，约合3474元，占到球员总数的82%。很多球员的收入还不如餐厅服务员或者地摊小商贩。
“如果不去海外踢球，绝大多数巴西球员难以通过职业足球来翻身。”王原说道。
但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一直反感这种“风险投资”模式，努力促成国际足联立法禁止，并公开赞扬英法两国足协已通过的禁令，“有人认为第三方所有权让球员成为金钱奴隶。我不想扯太远，只想说这种做法易于在俱乐部和投机者之间产生不正确关系，干扰足球运动的公平性，为洗钱提供温床”。
在环球足球论坛获得“年度足球经纪人”奖项的葡萄牙人门德斯是创建和管理球员基金的高手。他曾激烈反驳普拉蒂尼的观点：“真要出现第三方所有权的全球禁令，小国和小俱乐部就没法玩了。俱乐部有权通过合法手段实现竞技目标，以葡萄牙为例，若无外部资金帮助，俱乐部根本没有财力购买球星。”
作为南美对外输出球员的最大客户，欧洲对其“风险投资”模式实施了政策性打压，南美只能转而投向其他市场。中国的职业足球市场并不排斥巴西足球经纪的这种“风险投资”形式，而此时鲁能更开展全方位足球合作的模式直接触动了南美人的心。
为实现与南美的“无缝对接”，中国的经纪人也开始效法这种“风险投资”模式，王原从2012年就开始接连前往巴西考察，这一举动得到了大多数同行的认可，得到了七八位持证足球经纪人的支持，目前在中国还活跃在市场上的经纪人约为12人。
信息门槛的风险
王原说，阿里巴巴、恒大、平安、万达等商业巨头接连介入足球领域，加速了中国足球的商业创新，但同样，豪门的持续投入也造成中超赛场的“通货膨胀”，不少中小俱乐部在转会市场上丧失竞争力。
良性的职业联赛体系应该是一线俱乐部可以通过资本来提升战力冲击王座，中小型俱乐部可以挖掘希望之星，然后通过转会市场上的操作来套现，各个层级的俱乐部，都可以在职业联赛中寻求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
但中超赛场则是资本过剩、人力资源匮乏。这种情况下，“风险投资”模式可以利用外部资本与中小型俱乐部从青少年开始培养球员，形成俱乐部出平台，外部资本出球员、塑造球员的模型。王原认为，这更加符合时下中超各级俱乐部的状态。
在王原设计的投资模型中，被选定的20岁~22岁优秀球员，主要用以租借；被选定的23岁~24岁球员，则直接可以用以转会交易；而16岁~18岁的球员，经过2年~4年的培养之后，也可以进入租借的循环，其中一名从16岁开始培养的球员，每年的开销为50万~100万元不等。
一般来说，投资人拥有15名球员所需要的总认购成本约为8000万元。其中，16岁~18岁的球员占到总数的50%，而20岁~22岁的球员，占到总数的30%，剩余的20%配置23岁~24岁的球员。
上述模型原本清一色16岁的球员改为从16岁到24岁，发生这种改动，是因为足球风险投资是一个长线投资的生意，七八年的培养等待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熬得下来的，“国内的投资者还是希望能够做一些‘快进快出’的短线生意”。
投资者的顾虑不难理解，例如球员伤病无法预测，将使得对于球员的投资盈利受到影响；此外，如若被选择球员并未如愿进入职业上升期，也会使得最终投资亏损。
为了让项目能够迅速上马，王原找到了曾在普华永道从事战略投资顾问业务，并参与过吉利收购沃尔沃的李海（化名）来打通与资本方的通道，资本方会根据协议在日后球员转会以及商业活动带来的收益中获得回报。
“以南美球员与国内球员各占一半的比例，类似鲁能这种在当地有投资项目的俱乐部已经给中超树立了很好的品牌形象。”王原说，考虑到国内球员培养机制尚不如南美成熟，加之中超赛场对于南美球员日益青睐，在初期推广时会加大南美球员的比例。
不过，非足球资本对于足球领域颇为陌生，在专业私募基金评估人士看来，相比于房地产、互联网等行业，王原的球员投资产品专业性太强，面向足球圈外市场融资时，所提供的又多为封闭式信息，投资者无从考证真伪，这给投资方带来极大风险。
对此，王原表示，将尽可能扩大投资模式内的球员数量，从而将风险均摊，起步阶段还是以稳妥为主，必须取得外部资本的信任，“我相信这是未来的一个重要模式，要放长线”。